羅世宏／國立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2025年5月16日，美國最高法院以7比2的裁決結果，阻止川普總統援引1798年頒布的《外敵法》（Alien Enemies Act of 1798），將大批被指控與委內瑞拉幫派有關聯的移民遣送出境至薩爾瓦多。這項裁定相當重要，重擊川普第二任期強硬移民政策之外，尤具憲政意義：總統權限與憲法保障的界線、戰時法律在和平時期的濫用，以及「罪與罰」的政治化操作。
舊法新用：從《外敵法》到當代驅逐政策的變質
《外敵法》原始用途為在戰時驅逐可能對國家構成威脅的敵國國民。其最近一次大規模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曾經以名義拘禁與驅逐日裔、德裔與義裔美國人，早已被視為美國恥辱歷史的一個篇章。川普政府卻試圖在和平時期，將其應用於來自委內瑞拉的數百位移民，理由是這些人可能與阿拉瓜幫（Tren de Aragua）有關——一個被國務院列為恐怖組織的幫派。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移民大多數並未被正式起訴，也從未有機會在法庭上自辯。川普政府甚至在未通知律師團隊的情況下，即於4月18日深夜將部分被拘留者用巴士送往德州機場，再遣送至薩爾瓦多一座由美國資助的重刑犯監獄。
司法干預與程序正義的最後防線
最高法院的裁決雖為暫時性命令，但其措辭明確：「……且未告知如何行使救濟權利，顯然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這句話無疑是對行政權試圖繞過司法審查機制的嚴厲譴責。
NBC News引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CLU）的首席律師Lee Gelernt指出，在和平時期將移民以戰時法理驅逐、監禁於海外黑獄，等同於「將人草率送進薩爾瓦多的古拉格」。事實上，該案背後還牽涉到一名薩爾瓦多移民因美國政府誤遣而無法返回美國，導致家庭分離與生命威脅的案例。
面對最高法院的干預，川普在Truth Social平台上措辭激烈，指控法院「讓更多罪犯湧入國家，傷害美國人民」，並宣稱：「這對美國是糟糕又危險的一天！」（This is a bad and dangerous day for America!）。然而，這樣的聳動言語，只是他一貫試圖將司法程序妖魔化、將移民與犯罪畫上等號的政治敘事。
川普的主張並未獲得整體保守派的一致支持。雖然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與湯瑪斯（Clarence Thomas）兩位保守派法官公開反對法院干預，但其餘多數保守派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則持保障基本法律程序的立場。這的結果足堪告慰，儘管由保守派主導，但在面對程序正義與憲政原則時，現行美國最高法院仍具一定的獨立性。
移民政治與「恐懼治理」的迴聲室效應
川普執政下的移民政策長期建立於「犯罪化他者」的政治邏輯中——將非法移民與毒品交易、暴力幫派劃上等號，製造「被入侵」的危機敘事，以正當化強制驅逐與邊界封鎖。然而，多起案例顯示，遭拘留與遣返的移民中，絕大多數其實並未涉及任何幫派行動，甚至連為自己申辯的機會都不可得。
川普慣用這樣的政治敘事，有其深層的社會心理基礎：在經濟動盪、社會撕裂與族群關係緊張的背景下，民粹領袖往往透過對外族或難民的污名化，重塑「真正的美國人」的集體認同，藉此創造凝聚其選民基礎的迴聲室效應。事實上，川普不惜動用早已不合時宜的《外敵法》，更像是對其選民承諾的象徵性執行，而非真正關乎移民治理的理性策略。
這種策略可視為一種「恐懼治理」（governing through fear），其代價是對法治基本精神的侵蝕。在許多委內瑞拉移民眼中，他們逃離的是馬杜羅政權的高壓統治，如今卻可能被當作「外敵」遣返至中美洲監獄，形同遭逢第二次政治迫害。美國是否要以國家機器重現歷史錯誤，已不再只是政黨選擇，而是國族道德的試煉。
法制、族群與國安的選擇題
本案的深層意涵，不只是移民政策爭議，更涉及美國政治法律制度對「異己」的處理機制與價值觀。當國家以國安之名，壓縮法律程序、濫用非常時期法律，是否正逐步削弱其作為民主國家的法治正當性？
確實，《外敵法》本身並未失效，仍是美國現行法的一部分。然而，其再度被援引不只是「法律工具重啟」，更是對歷史記憶的遺忘。川普政府未能提供具體證據證明阿拉瓜幫與委內瑞拉政府有關，卻將整批移民等同為敵對政權代理人。此種邏輯若可以成立，其他來自衝突/敵對國家的移民族群還能在美國安居樂業？
此外，這場法律攻防也再次凸顯移民處境的雙重標準：來自歐洲的政治庇護者往往受到接納與同情，而來自拉丁美洲、非洲或中東的移民則被貼上犯罪或恐怖分子的標籤。在這樣的國族選擇題中，美國社會究竟選擇成為一個包容異己的民主典範，還是一個充滿迫害與排斥的非民主堡壘？
川普2.0時代的憲政觀察指標
目前，最高法院已將案件發回第五巡迴上訴法院，要求就移民應獲程序保障的範圍進一步審理。同時，其他數起挑戰《外敵法》適用範圍的聯邦訴訟仍在進行中。這些訴訟結果，將成為觀察川普第二任期是否尊重司法權限與憲政制度的關鍵指標，也將檢驗美國社會是否仍具抵禦極端民族主義與「例外狀態治理」的制度韌性。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法院目前尚未對《外敵法》適用現代移民政策是否合憲做出最終裁定，但其數次暫緩與警示性的遣詞，已形同對總統權力劃出紅線。這也為其他民主國家提供一項參照：面對民粹政權或濫用非常法令之虞，獨立司法是否能成為憲政秩序的最後守門人，將攸關整個民主體制的可持續性。
美國最高法院此次裁決，不只是移民政策的關鍵判例，更是一場關乎民主本質的制度考驗。在面對恐懼與不確定的時代，堅守正當程序、尊重個體權利，並非「縱容罪犯」，而是確保國家機器不墮入濫權的深淵。
畢竟，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不是靠尋找與驅逐異己/內部敵人來，而是能夠在不確定的時代，仍堅持法律、公義與人性的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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