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漆黑的屋子裡，摸著牆壁找開關，他太矮，得舉著手，貼著平滑冰涼的牆壁一路摸過去，摸到了，打開，屋子裡大亮。
我請瞿友寧回憶一下他小時候的日子，就從一起床談起。瞿友寧說：「記不得了，太久了。」不過他隨即就開始說：他自己起床。因為母親要上班，他不能賴床。時候到就得起來。他母親通常會買炸彈做早餐。他問：「炸彈，你知道？」
我知道，就是那種胖胖的，表面有直條紋的麵包。
瞿友寧說：「我母親會放在電鍋裡熱，不加水，就直接放在電鍋裡。」他特別喜歡這種吃法，因為麵包貼底的那一面會烤得焦焦酥酥的。
之後他自己去上學，放了學自己回家。小學低年級只上半天，回家的話得一個人從下午待到晚上，他就去看電影。母親工作的地方有人送電影招待券，他自己拿招待券看電影。6、7歲的時候他就開始泡電影院了。那時候的戲院不清場，放映中也可以隨時進入。他往往在裡頭待上7、8個鐘頭，同樣的片子看了又看。
對於那麼小的孩子，到底是喜歡看電影，還是只想待在人多的地方？或許兩者都有。總之，這個當年的鑰匙兒童，並沒滿街去打電玩（其實那年頭已經有了），也沒到處在街頭遊蕩交些五四三的朋友，更沒有孤寂的悶在家裡培養出可能內向乖僻的性格。他只是到處去看電影。一個不足10歲的孩子，在當年並不知道，不過，事實上，那時候，他就已經走在了自己選擇的路上。
他會看電影看到天黑，然後趕在母親9點下班之前返家。摸著牆壁開燈，吃完冰箱裡重複加熱，已經變黑，軟似爛泥的飯菜。之後站在家門前，等候母親騎的摩托車車燈照進巷口。他說：「我母親很準時，9點一定回家。有時候她遲了，我等不到她，會覺得很恐慌，好像自己被拋棄了。要一直哭到看見她回來。」
在他迄至目前的人生裡，他珍愛的，重視的，甚至仰慕如神的對象，無預警的對他背過身去的情況，發生過不止1次。這種被拋棄的感受，他並不陌生，幼年時的他，早已經驗過無數次。
網路上稱瞿友寧為「偶像劇之父」。他的「偶像劇」，其實並不那麼不食人間煙火，雖然套了夢幻與浪漫的框架，講述的方式卻非常的生活化。演員的造型和演繹方式也相當寫實，讓我們相信，雖然看上去甜美到像漫畫像羅曼史小說像愛情電影像一場春夢的劇情，似乎也可能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發生。這是他的偶像劇獨有的魅力，他把那些夢幻拍得如此真實可信，讓女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尋找江直樹，尋找李大仁。
但是，像所有懷抱電影夢的年輕人，最初他想拍的並不是「這種」戲。
年輕的時候，他喜歡楊德昌喜歡奇士勞斯基。16歲在電影院看楊德昌的《恐怖分子》，對他是石破天驚的經驗。看完影片，他陷在座位裡，半天起不來。他說：「從來沒有想過電影可以這樣拍。」在那之前，他看許多國外電影。對於歐洲影片那種冷冽，疏離，帶了陰沉與憂鬱的調子非常著迷。《恐怖分子》讓他看到，電影原來也可以拍出驚悚的解構故事結尾。
他在大學裡拍了3部短片，分別是：《死亡短片》《又斷了氣》和《三人的喪禮》。從片名都可以嗅出向大師致敬的意味。
3部片都跟死亡有關。死亡是他早期影片的重點，包括處女作《假面超人》。由於單親家庭，他的童年非常孤獨。瞿友寧說他小時候非常害怕「一覺醒來，全世界的人都消失了」。長年的不安全感，使他對死亡既抗拒，又好奇。因為受歐洲電影影響，他覺得關注死亡是面對著嚴肅的命題。但是多年之後回望，瞿友寧說：「我現在明白，我對死亡的興趣，其實源自於渴求愛。」
他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什麼是愛情，是真正意義上的「愛情」，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念幼稚園大班的時候，他喜歡班上的女孩，在女孩午睡時，小小的瞿友寧會守在旁邊，看著女孩的臉，她的眼睫毛，頭髮。怕吵醒她，他屏住呼吸，幾乎讓自己窒息。我問那時他差不多幾歲？大約5歲。不會更大。那時候那個溫柔著而不知道自己多麼溫柔的男孩，其實不是在愛，而是在渴求愛。
他是獨生子，母親忙於生計，能夠給他的時間很少。在電影院看電影的小男孩，理解的愛，是瓊瑤電影那種。溫柔的，掏心扒肺的，浪漫的。當他終於長大，可以如同瓊瑤電影裡那樣，像個男人一樣去追求女人時，他的方式就是那樣，鉅細靡遺，滴水不漏，寫情書，為對方帶早點，幫對方補課，甚至為對方偷月考的試卷。然而女友離開他，說他不切實際：「太浪漫了。」跟他在一起像活在電影裡，沒有現實感。
瞿友寧的人生，都在某種程度上像電影。孤獨的童年，早慧的少年，英才煥發的青年。還在念大學，他就連續3年得到優良劇本獎。他在麥當勞用鉛筆寫稿。一個下午就可以完成一齣半小時劇本。他說：「那時候錢來得很容易。」他的東西又快又好。
而如同一切電影裡該有的，在顛峰時必有墜落。意氣風發的瞿友寧拍了他的處女作《假面超人》。那年代要做導演，得先跟著前輩好幾年。而他這時僅25歲。媒體稱他是「全台灣最年輕的導演」。除了跟過3個月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只拍過短片。為了能排上院線，他還對抗體制，到片商公司抗議。這樣多的激情與戲劇性，影片卻一週下片，票房不到5萬元。雖然在國外入選多個影展，國內並無人叫好。他坐計程車時聽到有人在廣播裡談他的電影。這個人說：「從來沒看過這樣難看的電影。」又問：「難道台灣的電影教育，教出的就是這種水準的導演？那台灣電影完蛋了。」
他被打擊得很慘，發誓再也不拍電影了。之後有5年，他的生活只有一個目標，就是還債，拍片欠了600多萬元。他什麼都接：廣告，紀錄片，婚紗攝影，政令宣導片。這5年裡從製作到拍攝到後製，每個過程他都參與，為了節省開支。而這成了最好的養成訓練。30歲時他拍了公視的人生劇展《誰在橋上寫字》，同時得到金鐘獎最佳導演和最佳劇本。準備好的瞿友寧回到了影視圈，在之後10年，為自己的履歷裡又增添了4個金鐘獎，成為「偶像劇之父」，並且拍攝了迄今最成功的台灣偶像劇《我可能不會愛你》。
拍偶像劇是個偶然。最初他很抗拒，製作人勸他試試看。他試了，《薔薇之戀》獲得巨大成功。有觀眾跟他回饋這部戲改善了親子關係，療癒了自己。他第一次認識到偶像劇有貼近人心的力量。而瞿友寧也發現，自己「很會」。
他說：「我會說愛，說關心，說溫暖。」他內在那種希望被愛也希望付出愛的渴望，轉化到劇中人身上。他的偶像劇，人物不是平面的，角色的經歷和情緒都有瞿友寧自己的影子。或可以說：事實上，瞿友寧就是江直樹，也是李大仁。拍《惡作劇之吻1》時他正在戀愛，結婚之後，在新婚期拍了《惡作劇之吻2》。這兩部戲裡存留有他生命中最甜美與幸福的碎片。之後，離婚，他拍了《你照亮我星球》，戲中的男主角身陷憂鬱症。
我問導演他有沒有憂鬱症？瞿友寧說沒有，真的沒有。他只是對這種病症好奇，所以寫進戲裡。他說他對憂鬱症的理解是：其實內在已經快崩塌了，但是別人不知道，又說不出來，所以在外人面前還要裝作沒事的樣子。
最近他手邊在忙「植劇場」的新劇，明年也有電影和電視劇的計畫，正在籌備。而公司正要搬家。
我們坐在箱子和箱子間，家具與家具間談話。長得像小熊維尼的導演，我無法說他看上去是無憂無慮或是快樂的。他安靜和疲憊。出於習慣性的露出微笑。非常和氣，可親，可是內在沒有生氣。
這個曾經用戲劇帶給無數人療癒和安慰的男人，他的能力在造夢，顯然不是在現實生活中照顧自己。我有點無法擺脫他給我的那種空洞和需要填補的印象。離開的時候，屋外下雨，有長髮女子撐著傘走過來，有一剎那，我希望她能夠走向瞿友寧的方向。
但是並沒有。她在轉角離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