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是陳映真豐收的一年，年輕的他發表〈我的弟弟康雄〉等作品，1968年因「民主台灣聯盟事件」入獄，結識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加強他的左翼思想，1975年出獄後發表〈夜行貨車〉〈山路〉〈鈴鐺花〉。作家朱宥勳認為，陳映真受過完整中文教育，又出身本省日語家庭，寫作風格為帶有日語柔美感覺的中文，與後續受1960年代現代主義影響的其他作家大不相同，因此難有人模仿其語言風格，陳映真幾乎可說是最後接觸日文教育的一代。
部分研究者發現陳映真作品中常出現濃濃的內疚感，有人認為可能出自於基督教的原罪、左派的壓抑，或陳明成著作《陳映真現象》剖析，陳映真生父為皇民化運動重要的作曲家，與陳映真作品中敘述的大中國父親大不相同。
內疚感的另一個可能，陳映真寫在〈鞭子和提燈〉裡。原來，「陳映真」這個筆名是雙胞胎哥哥的名字。他本名映善、哥哥叫映真，過繼給三伯後，他改名陳永善。陳永善和陳映真，不論外表或心靈，彼此就像彼此的分身，總是玩在一起。九歲那年，哥哥病死了。從此之後，陳永善每個獨活的日子都像是一個傷口。直到開始寫作後，他無意間用了「映真」為筆名，終於替早逝的哥哥尋找到一個替代性安慰的位置。
種種交互作用讓複雜的國族認同形成了作品的內疚感，陳映真也從一個敏感憂鬱的青年，在獄中漸漸變成堅實的左派，後期政治小說的戰鬥性高過文學性。
1985年，48歲的陳映真創辦《人間》雜誌，關懷弱勢，結合攝影與深度報導，開創台灣報導文學先河。但經濟困難，只得於1989年停辦。作家季季於《行走的樹》書中〈宏遠的中音─「大頭」陳映真〉一文提及，陳映真因她的丈夫楊蔚告密入獄，她始終覺得自己虧欠陳映真，便到《人間》雜誌做義工，卻在合作過程讓編輯與作者的革命情感化解了過往心結。
陳映真堅持中國統一的主張，1988年51歲的他成立「中國統一聯盟」並擔任主席，1990年後經常往返於中國及台灣兩地，因政治色彩濃厚而備受爭議。2001年發表〈忠孝公園〉，取材自總統大選，剖析台灣複雜的認同。陳映真在小說之外，尚有文學評論、散文等寫作，在思想及行動方面也有極大影響力。
《印刻》雜誌總編輯初安民回憶，陳映真2006年赴北京前，曾與他在咖啡屋會面，不料這一別，就是天人永隔。兩人認識30年，初安民說，陳映真作品無人能出其右，《聯合文學》曾刊出陳映真與陳芳明的筆戰，《印刻》創刊初期也將陳映真選為封面人物。「陳映真從來不跟人示弱，不講一聲苦。」初安民記得陳映真故居查封拍賣前，他曾爭取故居作為陳映真文學館，無奈缺乏資源挹注，構想未能落實，但即使如此，「陳映真一生如唐吉訶德，堅持他的道路。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場，但不能否認他在文學的深度和廣度。」（首圖翻攝自維基百科C.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