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要被一小撮邪惡的人毀滅了？
科技在進步，但人類太邪惡。如今，只需一小撮心懷不軌的人，就可能把整個世界毀滅。
英國的皇家天文學家馬丁芮斯（Martin Rees）在他2003年出版的書《我們的最終時刻》（Our Final Hour）裡頭就推斷：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這個世紀將是我們人類的最後一個世紀。
甲骨文共同創辦人、電腦專家比爾喬伊（Bill Joy）也曾質疑，從道德的角度來看，人性能否應付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如今我們不僅要擔心核子戰爭或是生態環境的崩潰，基因工程、人工智慧機器人的不當誤用，都可能引發嚴重災害，導致人類自己、甚至是整個地球的毀滅。
由於「不肖的人類」可能造成的災難如此巨大，近年來有人鼓吹利用「道德科學」（science of morality）來幫助道德上有先天缺陷的我們避免走上自絕之路。
科技改進道德 人類的未來希望？
牛津大學研究人員Julian Savulescu和Ingmar Persson，在他們2012年出版的書《未來的不適者：道德提升的必要》（Unfit for the Future: The Need for Moral Enhancement）主張，人類不只可以、而且應該要借助科技的幫助，克服在道德心理上的侷限。
按照它書裡面的大意，「生物提升」（bio-enhancement）的概念如下：只要我們理解生物學和基因學中道德決策與判斷的影響因素，我們就可以透過藥物、手術、或其它裝置來提升改進。
只要人們吃下一顆「好人藥」，就可以更有自制力、同理心、慈善心，並且降低暴力攻擊或是仇恨歧視的傾向。如此一來，人們或許會更友善互助、解決社會不公、環境破壞、以及戰爭等嚴重的問題。
腦部化學物質 影響道德行為決策
事實上，藉生物學和科技改善人們行為並不是新鮮事。
一些基因學的研究顯示，人類神經和基因上的一些特徵，以很微妙的方式影響我們做出關乎道德的決定。一些行為像是暴力攻擊、藥物濫用與成癮、以及從事犯罪行為，和基因變異以及腦部的特定化學物質如多巴胺有關。反過來說，也有證據顯示我們具備同理心、對其他族裔更有包容性、具備公平意識，也都有其生物學上的根源。如果神經科學和基因學能破解道德的基因密碼，這種「好人藥」的研究將突飛猛進。
此外，研究人員也發現，一些被廣泛用在心理疾病的處方藥，例如抗憂鬱藥物「西酞普蘭」（citalopram）和抗焦慮的「蘿拉西泮」（lorazepam），也會影響到和道德判斷相關的腦部化學物質，因而帶來道德提升的效果。這些效應，在一般健康正常人服用藥物時也會出現。例如綜合口服避孕藥會增加人體催產素(oxytocin)的分泌，而它與信任、合作、慷慨有關聯；而常用來治療高血壓的普萘洛爾（propranolol），似乎會降低對其它不同族群的負面反應。
吃藥變好人 過度簡化道德的複雜性
「讓你變成好人」乍聽之下好像沒有問題。不過如果再多想幾分鐘大概會覺得恐怖極了。《Slate》專欄作家Vanessa Rampton歸納了「好人藥」讓人不安的三個理由。
第一點是人們做出道德抉擇時的複雜性。任何道德上的兩難問題絕對不會只有一個正確的答案。像是著名的「電車難題」（the trolley problem）：一台失控的電車正沿軌道衝向綁在鐵軌上的五名工人。
修訂版的「電車難題」（The Trolley Problem）
如何處理胖子：
這是Judith Jarvis Thompson最先提出的兩難困境：
「一輛失控的電車正朝被綁在軌道上的五個人衝過去。你站在電車將通過的天橋上。你身邊有個很胖的男子，你唯一阻擋電車的方法是把這男子推下橋落在軌道上，殺他一人而拯救五個人的性命。你應該把他推下去嗎？」
按照「結果論」的看法，他們把重點放在行為的結果上，會同意把一個胖子推到電車前面用他的身體阻擋電車前進。他因此喪命，但是卻挽救了更多人（五個人）的生命。
「義務論」的人則不同意。他們認為一些選項不論它們帶來的效果如何，都是道德上應禁止的行為。
按照目前的一些實驗，科學家發現一個有趣的結果。某些藥物讓健康的實驗志願者更可能把胖子推下車，而某些藥物則會降低可能性。到底是哪一種藥物是真正提高道德的「好人藥」？這可能要看你問到的人是結果論者還是義務論者。
即使人們對某個特質「符合道德」有共識，還是可能衍生其他問題。比如說，大家可能都同意「具備同理心」是好的，所以決定藉助藥物提升同理心。但是，如果把它們推到邏輯的最極端，道德的衝動也有可能「過了頭」，比如同理心可能蒙蔽我們的判斷力，讓我們對受害者過度同情，以致太過熱切要懲罰犯錯的人，帶來價值觀的矛盾衝突。
第二個相關的問題，與藥物被濫用的問題有關。誰來決定誰該吃「好人藥」？不管決定的人是神經科學家、企業主管、或是政策的決策者，它蘊含的假設是某些人（社會的菁英們）知道道德善惡的真理，所以可以制定一些規定讓一些大眾來遵循。但是規則的制定者他們自己未必全然可靠。他們有人可能能力不足，或本身有利益衝突（比如販售某種藥物的既定利益），甚至，他們會不會本身一開始就不懷好意「不是好人」，刻意誤導大眾？
不過，第三點，或許最根本的問題是道德感與自我認知之間的關係。哲學家瓦德隆（Jeremy Waldron）將它稱為「個人對自己身為行為決定者的價值意識」。亞理士多德把道德理性的能力，當成區分人類和其他動植物的特徵。康德則把這個理念推得更遠，他把人類的道德能力與自由緊緊連結，並把它當成人類獨特地位和尊嚴的來源。
從這一點來看，如果做好事、做好人，不是出於我們的自由意志，我們還能知道什麼是好人，以及如何做個好人嗎？
參考資料：
Are You Creeped Out by the Idea of a "Moral Enhancement" Pill? （Slate）
Are We Ready for a 'Morality Pill'?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