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2002年的時候，沒有什麼記者訪問過市井小民，等於要到現場去找這些人。我那時想，街友在各地零零落落的流浪著，到底要怎麼接觸訪問到他們呢？那時，我採訪到一個在公園掃地的阿華，她先生因為到廟裡幫人漆油漆，由鷹架上面摔下來過世了。阿華五十多歲，是個緬甸華僑，她在台灣沒什麼親人，一個人靠著上午幫市政府打掃公園、下午再到外面的補習班幫人打掃教室，身兼兩個工作，每月勉強賺個3萬塊，撫養一個還在念國小的女兒。
【暗巷內，還有幸福嗎 E01】掉了身份證 還有誰能證明我是陳健三
那時阿華住在南京西路公寓的頂樓，她還深陷在失去先生的悲傷中，我常去找她，也因此認識了在街頭做回收的陳健三。那時，陳健三已經六十歲，一口牙都掉光了，很瘦弱，推著一台車在南京西路，承德路的街頭回收紙箱。那台推車算是他的家吧，他用木板圍起來遮風檔雨，裡面有個窄小的空間，晚上可以躺下睡覺；那台推車也是他的謀生的工具，白天陳健三到處回收廢紙或可以賣錢的東西，用推車載去賣，一天賺個一百多塊過日子；晚上就停在彰化銀行騎樓前面睡覺。阿華同情他身邊沒有親人，孤零零一個人生活，經常有寶特瓶、廢紙或二手衣物，會拿過去給陳健三。
檢視陳健三的推車，可以看到他非常用心佈置它。車廂外除了貼著他用回收來的舊地毯剪的動物跟娃娃等剪紙外，他更在車前後釘個櫃子，上面擺著撿來的音響、電鍋、鋼碗，還有鹽巴跟味素，下層則整齊的放著附近居民送的衣服、棉被跟皮鞋。他的全部家當就在這了。一個人在街頭生活久了，陳健三很擔心自己不知道過到哪年哪天了。所以車內外，他掛著兩個月曆，這日曆記錄著他怎麼過每一天，彷彿他生活的座標。
這推車最讓人感到奇怪的是，車廂上寫滿了他的名字跟身分證字號。原來他的身分證遺失了，他覺得自己已經什麼都沒有了，身分證是唯一能證明他是誰的，但弄丟了，他非常著急；尤其他不識字，連自己的名字都不太會寫，日後要怎麼告訴別人，自己是誰？
他到處去找里長跟區長，要補辦身份證，但是這件事對他極為困難，因為里長區長都告訴他，他需要有能證明自己身份的證件，可是他沒有家人，小學又只唸一個禮拜，這些證明他身份的畢業證書跟戶口名簿，他通通都沒有。於是，他在車牆上到處寫著他的名字跟身分證字號。他説：「這就是我的身份證，若我怎麼樣了，大家看到這就知道我是誰。這是派出所電腦打出來的，我特地叫警察幫我寫下來。」
他這麼慎重是因為他不識字，他很怕名字又搞丟了，趕快照著警察寫的，依樣畫葫蘆把自己名字寫下來，說是寫，其實是用畫的。這天他特地寫名字給我看，筆畫東撇西撇，字型歪歪扭扭，邊寫還邊用台語跟我說：「我小學才讀一禮拜，只學會偷偷摸摸」他的意思是指ㄅㄆㄇㄈ，他說，同學都欺負他，給他脫褲，所以他不愛去上學。寫完還笑著說：「唔讀冊字寫袂水，不過這樣不會有人偽造。」
不是流浪漢 那陳健三到底是誰
每次想到自己孤零零的身世，陳建三就傷心。她的父母原本在延平北路開照相館，但是家中孩子太多，他出生不久，日本又戰敗，國民黨政府來台，時局很亂，父母將他托給奶媽養大，後來父母把他帶回家，對他卻沒有感情。父親常打他，陳健三因此很不愛回家，17歲時，他就離家幫人洗碗打雜。後來父母到處搬家，他最後也不知道父母搬到哪去了。
陳健三一直說他不是流浪漢，面對人來人往的眼光，他很怕被人家看不起。雖然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人家給的或回收來的，他卻將自己打理得非常乾淨。他到公共廁所洗澡，說是洗澡，其實是用冷水擦澡，因為沒有熱水。我怕他以為我歧視他，小心翼翼的問他，沒用水沖澡洗得乾淨嗎？沒想到他立刻掀起他的花襯衫，拉起褲管，露出雪白的肚子跟小腿肚，反駁我：「我報乎你看，我比你們都乾淨。」他努力打理自己，就是想告訴大家，他不是流浪漢。
除了證明自己，剛開始我並不了解，為什麼身分證對一個人這麼重要？當他說起，他在街頭生存的困難，我才瞭解。有天他跟我抱怨，附近一個拾荒婦人，警告他說，從南京西路到太原路都是她的地盤，不准他在這裡！他說自己眼淚含著，一直忍，但是氣都沒辦法消，但又沒人可以說，此時他突然趴在車上哭了起來，說自己都沒有政府保護，流氓找他麻煩，警察成天跟他要身分證。還有人說他是路霸，要吊車。他說：嘸親人，又嘸沒政府保護，我歸去來去自殺。
那時我才知道他在街頭生活的困難。因為沒有健保，他無法看病。每天回收的一百多塊，有時買包菸，再買兩碗魯肉飯就沒錢了，有時他吃完滷肉飯，還是餓得受不了，就會拿電鍋到寧夏街夜市去跟攤販借電煮麵，麵條裡加水蒸熟，加點鹽巴跟味素就是一餐。我問他為什麼不去跟慈善團體拿便當吃，他說他絕不去萬華，那裡很複雜，都是阿哩不達的人，他不會靠近他們，因為若發生事情怎麼辦？又沒有政府保護他。陳健三覺得，沒有身分證，他就喪失了很多權利，讓他在街頭艱難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
一度他曾跟弟弟連絡上，有天午睡時，他夢到弟弟正在幫媽媽穿壽衣，清醒後他茫茫然的走到母親很常拜拜的一家廟裡，他的阿舅在那裡，那時阿舅還在，阿舅才跟他說，他母親已經過世兩個月了，當他後來找到弟弟時，弟弟因為他沒有幫母親送終，用棍子打他，他哭著說：「我又不知道。」
流浪幾十年，想到父母對他這麼無情，他很難承受，他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但是要生就要有辦法養，不要像他爸那樣把他當媳婦養，以前他父親都照三餐打他，可是他真的不想說，那是因為他父親很討厭他，因為這會很傷他的自尊，而且如果他一直這樣想，會充滿怨恨。他嘆氣說，他六十歲了，這些就乎伊放水流，若嘸放水流，是折磨自己。
他突然破啼微笑說要找自己的快樂，所以他成天用那台回收來的音響跟卡帶放囡仔歌，台語老歌來聽，要不就用撿來的塑膠地毯剪洋娃娃跟動物，這是他口中的民間藝術。
這天音響放著探戈、童謠跟台語老歌，我看著他推著他的車熱熱鬧鬧地走過大街。他說：「沒人關心就算了，人總是要死耶，若是我壽命卡長，這條路我就要走的快快樂樂的。」幾年後，陳健三病倒，由社會局出面安置，不久他死於肝癌。
一個人究竟淪落街頭？
當一個人淪落街頭，這個社會很容易把他歸因於是個人的因素，我們最常聽到的就是遊民懶啦、不努力工作，愛喝酒啦，在沒接觸訪問街友前，我也有著這樣的印象。我們很少意識到，這是個高風險社會，一個意外、疾病或者失業的打擊，就很容易就讓人跌落到下層階級，甚至落入居無定所的處境中。如果這個社會又沒有救助系統，一但被標籤化為遊民，就是無止盡地遭社會指責，歧視，令人感到非常沒有希望。我後來回想，是不是陳健三很早就了解到這個道理，這個所謂社會烙印，所以他打理好自己，堅強的支撐著，不想被人看不起，他堅持，他不是流浪漢。
剛開始接觸的遊民中，大多是跟原生家庭未建立好的網路聯繫，加上也沒受什麼教育，一直做底層工作，到中年找不到工作了，又租不起房子，就開始流浪，靠著回收過日子。這個掉落是一個緩慢長期的過程。像陳健三，靠著一己之力在街頭生活，堅持不乞討，要飯，但是他的生活就是逐漸往下掉落，最後他還是進了收容所。有街友說，他是在吃慈善機構辦的尾牙飯時，發現自己變成街友。有個街友則告訴我，他是有天餓得受不了，在翻找垃圾桶看有沒有路人吃剩的便當時，眼淚突然流了下來，因為他突然明白怎麼自己已變成街友。
多年訪談，很多早已超出我的生活經驗之外，其實大多數記者生活經驗都嚴重不足，而且多半是中產階級，我們在現場所見是超出我們階級所能見的，所以我們原先設想的假設多半不管用。我過往訪問的人每一個都是真實存在的人，他不是編造的，因為我們記者的社會經驗非常侷限，根本編不出那樣的故事。有時不讓受訪者曝光，只是希望能讓他們感到安全，願意暢所欲言。有時訪問聽到某個故事，會覺得，這不是八點檔眼的戲嗎？但是真的，他就跟八點檔演的戲一樣，真的是戲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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