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全世界一共有6530萬難民,創史上最高紀錄,但是,人們的捐款或提供協助的熱心程度,遠遠跟不上。
確實,捫心自問,我們能想像一個人的痛苦和希望,但6500萬人?恐怕無從想像起。無怪乎,10個美國中有6個人支持旅遊禁令,阻止難民進入美國;也難怪非洲和西亞四國正面臨奪命飢荒,國際社會的捐款,至今達標率甚至不到40%。
備受敬重的俄勒岡大學心理系教授斯拉維克(Paul Slovic)幾十年來一直自問:這世界為何常常漠視大規模暴行,以及大規模人道災難?
他發現原因在於一種心理機制,他稱之為「心理麻痺」(psychic numbing)。研究顯示,人類的同情心或同理心有其限制,隨著悲劇的受害者人數增加,我們的同理心會降低;大規模的傷亡或苦難,反而弱化我們的敏感度。
我們對個人的故事很有感覺,但隨著需要幫助的人數增多,我們的反應卻不成正比!
無論種族屠殺或戰爭受害者人數再多,都無法傳遞這類暴行的真正意義,激不起情緒或感情,遑論行動了。蘇丹西部的達佛(Darfur)種族滅絕已釀成數百萬人罹難,但我們「感受」不到它的真實性。
這可以從人類一個價值判斷功能(value function)說起,低檔數字的改變,對我們的衝擊會更大。舉例來說,0和100,以及5800與5900都是相差100,但我們的感覺是前者差別更大。不幸的是,這似乎也適用在人命上,當悲劇影響範圍更大,人命的價值也隨之縮減。
相反的,則是「稀有效應」(singularity effect),我們珍視單一生命,看到單一個體陷於危難,我們會竭盡全力設法保護、拯救。有多少次,我們在媒體上看到某個弱勢家庭沒錢給孩子開刀,或者年幼的孩子隻身擔起照顧弟妹的重擔,結果社會上湧出的善心捐款多到嚇人。
我們對個人的故事很有感覺,但隨著需要幫助的人數增多,我們的反應卻不成正比!甚至連陷於危難的從一人增加為兩人,人們的愛心也會減少。斯拉維克解釋,這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個體或單一群體,才會產生情緒連結,對兩個人的關注無法像一個人那樣密切。
我們的感覺系統並不善於處理大數字,看到許多人受苦,我們的同情心不會相加,反而感到困惑。
2015年9月,在敘利亞男童艾倫(Aylan Kurdi)溺斃的照片出現後,斯拉維克教授做了分析,發現原本冷眼旁觀的世人突然開始關注起敘利亞,但這效應大約只維持了一個月。(見下圖)
另外一個明顯的例子是瑞典。瑞典收容了16萬敘利亞難民,當地的紅十字會成立了一個募款基金,用來照顧這一大群流離失所的人,在艾倫的照片登出的隔天,捐款金額立即從8000美元暴增至43萬美元。然後,維持這水準約一個月後,捐款規模再回復成原來水平。
這類戲劇性的故事或照片,作用就像一聲轟天巨響,會突然喚醒我們麻痺的心靈,激勵我們採取行動。但捐了錢後,再也沒有別的事可做,過了一陣子,這個開關便再度關閉。
參考來源: A psychologist explains the hard limits of human compassion(Vox)
Psychic Numbing and Mass Atrocity (Paul Slov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