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至少20年起跳）前，曾窩在圖書館查詢鄉土文學資料，剛好左近陳列著《文星》雜誌，既來之當然得入寶山一窺，儘管是陳年舊酒，聞之卻醇厚濃郁、樂在其中。其中有篇文章〈儒家鴕鳥的錢穆〉（80期，十四卷二期），作者痛斥「錢穆先生是一隻典型的儒家鴕鳥。他站在大英國旗的陰影裡，夢想著古中國的光榮。他只看見西方的太空人，看不見（或者不承認他看見）西方也有他們的『聖人』，也有他們的蘇格拉底和耶穌。他只看見西方的機械，卻沒有看見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由於我極端厭棄錢穆這類的國粹派文人，所以此文讓我澎湃激昂不已。此文作者是誰呢？余光中是也！
那是1964年6月的文章，余光中正值文思正盛的36歲峰期，而他在《文星》寫過不少潮味的犀利文章（總計他在《文星》發表的詩、散文凡66篇），顯見他亦是西化派的前鋒戰將，難怪他對咀嚼中國舊文化，以管窺天下的錢穆是何其不屑。錢穆一生是始終如一的「反潮流」人物，是捍護中華文化的唐吉訶德。當年的西化青年擊鼓而攻之，一點都不意外，可，為何昔日之芳草，今竟成蕭艾！？這個大問號遠大於〈狼來了〉所留的污漬，盈繞我心久久不解。
他的詩清淺易曉，是不少人入門的啟蒙源頭
據說，梁實秋如是讚賞余光中：「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先不問服不服氣，余光中於台灣的新詩、散文確實影響深遠。
若說多數人畏新詩如攀高山登百岳，那麼余光中的新詩就是造梯設棧道，他的詩清淺易曉，是不少人入門的啟蒙源頭，其後楊弦、李泰祥都將余光中的詩改編為民歌傳唱，詩歌一體、體用相符。祇是躍過小溪後，多數詩人寧取險峻路，不願耽玩於溪沙之地。而晚年的余光中詩品已是江河日下，徒留1972年的〈鄉愁〉盈載了剩餘價值，讓中國前總理溫家寶大玩統戰遊戲。唯一不變的是，他的詩作投稿各報副刊，循例是原稿直接照相作版，而非另行打字，祇因他的字跡端正、娟秀，視為藝術品不為過。
倒是余光中的散文讓多數人更為認肯。余光中提出彈性、密度、質料、速度四理論，對修辭、意象語及結構都勇於實驗，使其在當代散文領域立了一席之地。余光中散文恬淡中富幽默品味，這似乎和他投入梵谷研究和翻譯王爾德有關，於是文字有畫、字裡行間雋永成趣。
他的曝光率高於所有文人，烙在人們腦中的品牌印象自然鮮明
余光中當然文才橫溢，但說他是「詩壇祭酒」（顏元叔語）、「文壇第一人」（陳芳明語）則是讚譽太過了。朱宥勳在〈有沒有「詩壇祭酒」的八卦？〉一文，指出「毫無疑問，余光中就是一位深受官方熱愛並且也熱愛官方的作家。」所以教科書會頻頻選用他的文章（當年我上國中，國文課本就有余光中的〈鵝鑾鼻〉一詩，但此詩絕非良品佳貨），他的曝光率高於所有文人，烙在人們腦中的品牌印象自然鮮明。不過，要達成如此的「成就」，若非自身善於掌握風向、勇於上擂台挑戰，是難以克奏膚功。
余光中先是參與了1972至74年的「現代詩論戰」，熱戰中他就將唐文標言論與是時的中國文革連在一塊，認為文革是「革古典文化的命」，而唐文標則「一筆勾銷古典文學與現代」，一頂紅帽子就往唐文標頭上戴。不過，平心而論，當時唐文標的批判用語也太激、太不留情面，所以引發對手的情緒反彈也都可以理解。
余光中扣唐文標紅帽，其實是文人論戰常有的舉措，祇不過這也反映出余光中反共思想濃烈，以致對左傾思想極度排斥，就在「現代詩論戰」餘震未平，「鄉土文學論戰」接踵而來，於是余光中接續彭歌〈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之後，祭出〈狼來了〉一文，紅帽子再度祭出，這不過是他前此論戰的膝蓋反射罷了！但兩者就是不同。他扣唐文標紅帽，可視為詩壇茶杯裡的風暴，因為那沒有援引到外力。但到了「鄉土文學論戰」，黨國勢力已然介入（彭歌的身份就是明證），余光中扣人紅帽是有殺傷力的。
何以一個敢捋錢穆虎鬚的西化派，到了晚年竟搖身一變，成為中華舊文化的捍衛者？
至於他是否還進一步寫信給王昇狀告陳映真，由於當事人俱往矣，這就成為《促轉條例》通過後不能迴避的課題了。無論如何，余光中站在權勢者一方，日後他在中山大學擔任要職，豈會與他在「鄉土文學論戰」的表現無關？他的歷史定位就此留下污漬。
余光中的行徑讓人憶及19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盛行時，好萊塢的大導演伊力．卡山（Elia Kazan）。曾兩獲奧斯卡最佳導演獎，執導過《岸上風雲》《慾望街車》和《伊甸園東》等經典大片的伊力．卡山，1952年被傳喚到「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作證時，就供出好萊塢裡的共黨分子名單，致使這些人立遭失業、破產的浩劫，伊力．卡山的抓耙仔行徑成為好萊塢永遠的痛。1999年奧斯卡頒給他終身成就獎，會場上有近半數影業人員不鼓掌、手抱胸，表達他們對伊力．卡山的憎恨。固然無人能否認伊力．卡山的電影成就，但他的抓耙仔行徑就是讓人不齒。
除了〈狼來了〉殘留的歷史污漬外，再回到上頭我的疑惑：何以一個敢捋錢穆虎鬚的西化派，到了晚年竟搖身一變，成為中華舊文化的捍衛者？是遭錢穆附身了嗎？我試由「同情的理解」角度，以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詩人、文評家安諾德（Matthew Arnold）的思想，對映余光中的變與不變。
余光中不似全面西化的李敖，而是國民黨開明專制的擁護者
作為文化守成主義旗手的安諾德，對於當時英國社會的三個階級（貴族、中產階級、勞工）都極不滿，貴族怠惰不進步，中產階級是市儈之輩，勞工無產階級則是群氓（Populace），三者造成英國的文化無政府主義狀態，因而他著重於文化、教育，並訴諸國家力量的強大、介入，他認為「國家最能代表國民健全理智的力量，因而也最具有統治資格，在形勢需要時，最能當之無愧地對我們全體行使權威。」安諾德是柏克（Edmund Burke）保守思惟的承繼者，他認為「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思想之最完美的表達」，他是站在帝國尖塔為抵禦文化失序的守護人。
以此對照余光中，早年的他儘管是積極的西化派，大量引介西洋文學、藝術，甚至民謠、搖滾都廣納包容；但那是戒嚴鎖國的年代，整個社會呈現出有序但貧弱的黑白色調，余光中是在這等政經情勢下試圖填入有限的養分，讓黑白綻放彩色、讓中華文化繼續茁壯而已。他不似全面西化的李敖，而是國民黨開明專制的擁護者。然而70年代的「現代詩論戰」和「鄉土文學論戰」，讓他嗅到紅色左翼味，所以他更而保守右傾，以反共之名力挺黨國體制；到了80年代，一方面是資本消費主義的全面橫流，一方面是華夏想像崩解，本土意識抬頭，於是昔日的西化派就此全面轉向守舊主義。
但和安諾德異同的是，安諾德並未依附王權、政治勢力，他是以文化貴族身分投入文化、教育的改革洪流，其自主性是相對清楚；反之，余光中從來就是黨國之子，他是黨國體制的模範生：學經歷完整傲人、仙風道骨有長者之風、字跡工整娟秀、為人謙沖幽默，但為維護黨國體制，對異己絕不手軟。而這樣的特質彷彿又像一個人：帥氣的外表、優雅的談吐、學經歷完整、字體纖細漂亮；但同樣的，為忠於黨國，樂於充當波士頓街頭攝影員，盡情獵取異議者的身影。對，這是馬英九！兩人神似之處太多，祇因他們都是黨國體制的寵兒和捍護者。
余光中眼中的馬英九是他攬鏡自照的同一影像，那是顧影自憐的心理投射
余光中一生寫過太多政治阿諛詩，蔣經國逝世時他寫了〈送別〉。為此李敖補上「悲哀的馬屁，臭臭的馬屁，為你而拍；悲哀的新詩，無恥的新詩，為你而寫；親愛的朋友，辛苦的領袖，慢慢地走，快了我跟不上，因為我是你的狗。」更不用談2011年底總統大選前夕，他為歌詠周美青所寫的〈某夫人畫像〉，其驚世駭俗大概可與郭沫若讚譽史達林（〈我向你高呼萬歲〉）、毛澤東（〈毛主席賽過我親爺爺〉）相提並論。
當然也不能不提Bumbler的翻譯爭議。2012年《經濟學人》刊載一文Ma the bumbler，多數人譯為笨蛋、笨伯，唯獨余光中解為「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愚公移山」，一時輿論嘩然，馬屁精之譏不脛而走。然依我看，馬屁固有之，但顯然余光中眼中的馬英九是他攬鏡自照的同一影像，那是顧影自憐的心理投射。放到黨國框架來看，余光中就是文壇的馬英九、馬邦伯。
儒家文人的劣習就是「習得文武藝，貸與帝王家」，舊時依附皇權，今則攀沿黨國。所以他歌頌蔣經國、推崇周美青，也都是從黨國眼光哀憐領袖的不再，以及寫真黨國夫人的晚霞夕照。祇因余光中就是中華民國美學的最後殘餘，剝落褪色非常嚴重，所以他必須不斷塗抹點脂才能撐起一絲絲風華，但愈是加添外掛，更顯黨國的搖搖欲墜，以及沒了黨國輔翼的余光中，就是那麼孱弱瘦小。
黨國體制以及意識形態的再生產，讓個祇具祕書長材質的馬英九坐上大位，致使台灣搖撼不已；也是這一利維坦框架，讓個詩文距峰頂尚有一些距離的浪潮兒被捧為詩壇祭酒、文學中心。而今詩人駕鶴西歸，除了鄉愁之音覆頌不輟，狼嚎之聲恐也讓人永誌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