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栢青書評〈我們甚至失去了時間──《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全文朗讀
蘇碩斌談《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策畫與成書過程
終戰作為一段歷史的「結束」，又總被描述為起點──例如鹽份地帶文人吳新榮所謂：「自今日起吾人要開新生命！」──但它之於此刻一般台灣人的意義是什麼呢？被設定為節日「台灣光復節」？被理解為事件，讓國立編譯館版本課本上幾句話帶過：「台灣光復，重回中國版圖」？它宜於被人背誦，僅會出現在考試填空題，並終究被遺忘。這樣說來，之於這一天，之於這一整個時間區段，它其實是靜止的，並沒有真正被放入我們自身流動的歷史脈絡裡，終戰被描述為「新生命」的「開始」，但很長一段時間國家所做的，其實是在「排除」與「清洗」，在這長期的記憶工程實施（或擺爛不實施）之下，我們的歷史感知變短，常識變少，我們以為自己很新，但其實只是空白。
我們沒有時間了。
乍看書名《終戰那一天》，似乎是替我們還原時間刻度──那一天發生什麼事情，但其實，它是給我們一整個鐘面──在蘇碩斌的把關之下，九位寫作者各自以被時間拋甩的小人物轉出歷史大大小小的鐘面轉針。為了推進到那一刻，書寫者必須架構起「之前」──筆下這些人在日本統治時期做了什麼，隨著戰爭的劇烈，個人史和他們察覺的大歷史發生什麼變化？以及「其後」──戰爭結束後台灣人何去何從？「戰爭結束，反而是另一種戰事的延續」，那就變成是《壹週刊》的標題：「後來怎麼了？」，是朴樹的歌：「他們都老了吧？他們在哪裡呀？我們就這樣各自奔天涯」。志願兵、少年工、醫護人員、記者、留學生……由人物切入，擴大成為整個群體，敘事線與視線交錯，無數人的表情，遂構成一張台灣的臉。《終戰那一天》的野心與成就超越它的命名，那不是「事件」的等級，而是一個「世界」的規模。
而我們就活在那個世界之中。
書寫者如何剪裁資料與呈現，其實就是文學性的技術所在
作為非虛構書寫，資料的引用確實與否很重要，史的訓練不能偏廢，但說故事的功力也是關鍵，這正是《終戰那一天》最值得一看的部份。「怎麼說」不只決定「說什麼」，更讓「說什麼」變得好看了。這本書在硬梆梆的史料上著力，卻讓它由石頭變成水泥，那裡頭的資料與史實多厚多堅硬，但呈現的質感，可以是安藤忠雄的清水模──內行看門道，外行都知道。
以馬翊航撰寫的〈堇花，紅十字與南十字星：醫療者的故事〉為例，取護士陳惠美人生為敘事主軸，其實寫了一整代男子女子擔任醫生與看護婦的故事，大歷史資料一絲不苟，但他用了諸多文學技術使敘述舉重若輕，諸如行文中寫到陳惠美於戰時所見一景，醫院焚燒屍體：
「宿舍不遠的郊野，澆油燃燒的嗶剝聲，耀目大火晃動的空氣，就是死亡的音響與光影，縱然如此陰翳，柴薪仍有功能上的意義。」
行經死亡的蔭谷，戰爭之惡之懼怖以近在眼前的焚屍顯現，但接著書寫者文筆一轉，跟著寫：
「某個冬夜，值完夜班勤務的惠美，也曾為了一次熱水澡，與同伴秘密偷取了火葬場的柴薪，死的溫度與生的溫度，在戰爭之中，有時竟為同物所生。」
那是非一般的時空下非一般的故事，但作者筆下描述的人性卻足以讓此刻的我們能感同身受
敘述者該如何體現戰爭？相較於大聲疾呼或是資料性的一筆，馬翊航僅憑著一把柴薪──以文學性的手法剪接與並置，讓生與死同時發生──便燒起人們目光中熊熊火花，馬翊航把敘述減量了，減少到一道篝火，一把柴，卻讓意義疊加了，文字的審美、戰爭的殘虐與荒謬都在此中體現。1+1不只等於2，可以是無限，這體現書寫者如何剪裁資料與呈現，其實就是文學性的技術所在。那使得非虛構寫作同時擁有事實的魄力，又具備一流的可讀性。
而更重要的是，我以為那就是作者現身的時刻，是撰寫非虛構文學最重要的，所謂「介入」，那把火又豈止是陳惠美或一代人對戰爭的體驗，在借用文學技術放大呈現的同時，也照出作者的身影──這是他的理解、想像與關懷，也是他的意見所在。「死的溫度與生的溫度，在戰爭之中，有時竟為同物所生」遠較控訴「戰爭之惡」更多出幾個層次，層層撥開還包括時代的矛盾、命運的無從分說、人不由自主，那不只是憤怒或指控，而更是一種蒼涼，茫然……
當然，戰爭時空下一切都是特殊的。這本書非常會擇題，台北動物園對動物行刑、醫生怕上戰場替自己施打病人膿血，卻反而引發疾病……那是非一般的時空下非一般的故事，但作者筆下描述的人性卻足以讓此刻的我們能感同身受。書中另一位作者蔡旻軒寫了幾個「師範生」的故事，其中一個段落是，台北遭遇大空襲後，台北師範學校女子部兩百五十位學生朝台中雙冬地區挺進，在林間重建學園。作者匠心獨具摘取了這個片段，戰爭時期的少女如何與「原始生活」抗爭，台灣真的變成荒島，台灣密林可以殺人，蚊蠅飛舞，瘧疾傳播，而一群女學生，他們互慰相依，抱持著對知識的熱情，還有對失去生命的恐懼，一方面在島嶼之上走出長長的行旅，又進行知識的長征……這個段落本身就有一種故事味兒，裡頭的幽微與暴烈，萌芽與扼殺，就是台灣一代少女的青春。我們完全可以從這特殊的時空中想像人性，進而投入自己。
少女認真趕課只為了取得教師證，卻為何到了大結局卻萬事成空？
它當然是個好聽的故事。是一個能讓一般讀者移情進入的故事。但在這樣的故事之中，敘事者的聲音出現幾絲異音。其一，女學生日夜趕課，只為了獲得教員許可證，但終戰後卻發現，求學期間研讀的素材，他們未來要教學的日文教材被禁了，此後要用新的語言才能教育，這一切奮鬥努力，卻是一場空嗎？
其二，日本宣布戰敗的訊息終於進入雙冬學園之際，「全校師生放聲大哭，紛紛朝向天皇所在地膜拜」，而文章寫學園裡的教授「喊起了瘧疾身亡同學的名姓：『中川君、竹丸君、山崎君，你們真是幸運，在日本全盛時代就先走了一步！』」
按照故事起承轉合，少女認真趕課只為了取得教師證，卻為何到了大結局卻萬事成空？又為何死亡的人卻反而成了幸運者？正是這樣的異音，讓故事變了調，但這正體現台灣人於時代中的格格blue，也是時代的格格不入，可這個「異」，多年以來被我們視為「正常」。一整代教育中少有人引導我們正視。這暴露的是，我們其實以一種被時間排除之異物的方式長大。卻認為自己就是「新的」、「新生命」。我們不知道自己。我們因此失去了時間。
《終戰那一天》是一種重建工程，它讓時間、讓那個時代的模樣進入我們的視野裡，讓我們從一句話，變成一個故事。從一個數字，變成一個人。從一個時間的終結，變成延續。從鐘面上一個整點，還原成一個時代。它讓我們知道空缺，所以能補足。
本文作者─陳栢青
1983年台中生。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台灣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等。作品曾入選《青年散文作家作品集：中英對照台灣文學選集》、《兩岸新銳作家精品集》，並多次入選《九歌年度散文選》。獲《聯合文學》雜誌譽為「台灣四十歲以下最值得期待的小說家」。曾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小城市》，以此獲九歌兩百萬文學獎榮譽獎、第三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銀獎。另著有散文集《Mr. Adult 大人先生》（寶瓶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