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靠數據 臉書的商業模式
英國《獨立報》提到，臉書的商業模式中三個基本部分：第一是從人們身上搜集數據以建立檔案，其次是設計系統讓數據可被用來精準投放（micro-targeting）給人們廣告和內容，第三則是提供第三方（廣告主）拿這些數據和精準投放的系統供自身目的來使用。
臉書的用戶也許不太能察覺它的威力，不過臉書本身很清楚這套系統並且不斷用各種方式進行測試。比如說，臉書在2014年做過「情緒感染」的實驗，發現操縱時間軸上出現內容的順序可以讓人們變得較開心或較難過。從一些毫不起眼的訊息，透過臉書海量的資訊和大數據分析，可以連接到看似不相關的事物。這讓廣告商可以對他們要鎖定的目標族群量身打造他們的內容。 換句話說，臉書正提供了廣告主對客戶發動心理攻勢的發射台。
如果只是廣告，這類的數據分析或許情有可原。對於廣告商「猜中」我們想去的旅遊地點或是喜歡的樂團歌手，我們頂多是稍稍感到毛骨悚然。不過這類的分析如果應用在我們的政治傾向，影響可能就大不相同。
政黨可以直接鎖定並影響他們可能的選民，讓他們的支持者更開心或是反對者更難過，並讓潛在的支持者出門去投票。他們也可依據支持者的觀點來傳送量身打造的內容。當這些支持者對這些「假新聞」按讚轉發，情況又更加複雜不可控制。
「劍橋分析」靠數據幫你選舉
揭露臉書大量個人資料外洩的「吹哨人」魏利（Christopher Wylie），在《觀察家報》的專訪中，透露了「劍橋分析」利用數據在選舉中進行心理戰的工作內容。
他在英國參與自由民主黨的選民數據分析，憑著他「先進數據科學技術」而擔任英國政府部門的策士。他持有的是第一級特殊人才簽證（Tier 1 Exceptional Talent visa），這種特殊簽證英國政府一年只發給200人。更重要的是，他因而認識了川普選戰大將巴農（Steve Bannon），被引介到「劍橋分析」的母公司SCL Group。
不過，根據他的說法，他在SCL辦公室出現之前，並不知道自己正踏入國防與情報計畫、民間包商與先進網路武器的核心。SCL Group的業務是擔任國防和選務的民間承包商。國防部門的客戶包括英國和美國的國防部，其中一個專門業務是「心理戰」，透過各種謠言、錯誤資訊、假新聞等技巧進行「資訊壓制」（informational dominance）來改變人們的想法。
而SCL的選務部門同樣使用類似工具，他們承包參與過全世界超過兩百次的選戰，大部分都是在民主制度尚未發展成熟的國家，魏利事後逐漸明白，這些國家的選舉對選戰的心理攻勢往往較缺乏防備能力。
去年川普上台之後，巴農成了白宮的策略長。劍橋分析的母公司則取得了美國國務院的合約，同時向美國國防部投標。這讓魏利感到事態嚴重。
「太瘋狂了」 商業與政治的無敵新武器
「簡直太瘋狂了，」他說：「這家公司已經為兩億三千萬美國人的心理資料建檔。然後現在他們要跟五角大廈合作？這就像類固醇加強版的尼克森。（It’s like Nixon on steroids.）」
於是在去年五月，魏利提供了《觀察家報》一堆文件，詳述劍橋分析公司的秘密工作。魏利透露這家公司曾和Wikileaks「接觸」以協助散播希拉蕊遭竊的電子郵件。這些資料隨後也成了美國特別檢察官穆勒調查俄羅斯干涉美國大選的調查內容。
對魏利來說，公開這些資料有著巨大的風險，他顯然已經違反了公司的保密協議，可能將面臨訴訟。
不過對一般人真正的風險，或許是在社群媒體所使用的商業模式。「劍橋分析」操作心理戰，其實是師承臉書操縱用戶的方式：從數據中勾勒圖像、鎖定目標、然後做有力的操縱。它威力強大，摧毀敵人於無形，而且只要有錢、有意願都可以做到。除非臉書改變這套商業模式，我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政治已註定被數據「綁架」。
參考資料：Guardian，Independ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