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峰會上，我們聽到一個令人意外且令人深感不安的資訊，即人類胚胎經過編輯和移植，已經導致懷孕和一對雙胞胎的誕生。我們建議進行獨立評估以確認消息所聲稱的 DNA 修飾是否已發生。即使消息得到驗證，該做法也是不負責任，不符合國際規範的。其問題包括醫學適應症不足，研究方案設計不合理，未能達到保護研究物件福利的道德標準，以及臨床程式的制定，審查和實施缺乏透明度。
聲明中還提到，人類基因組編輯影響的不確定性，使得難以對利益和風險進行全面評估。人類種系基因組編輯在未來可能會被接受，但這些標準包括嚴格的獨立監督、迫切的醫療需求、缺乏合理的替代方案、長期隨訪計畫以及對社會影響的關注。即便如此，公眾的可接受程度可能因司法管轄區而異。
大會對體細胞基因編輯進入臨床試驗的快速進展表示讚賞，但同時也表示，在目前這個時候，任何使用基因編輯胚胎技術進行臨床實驗使的行為仍然是不負責任的。
組委會認為，對胚胎或配子的可遺傳基因組編輯帶來的風險仍然難以評估，臨床實踐的科學認識和技術要求仍然過於不確定，風險太大，當前無法進行種系基因組編輯的臨床試驗。然而，過去三年的進展以及本次峰會的討論表明，現在是時候為這些臨床試驗制定嚴格、負責任的轉化途徑。
最後，組委會呼籲建立一個持續的國際論壇，以促進廣泛的公眾對話、制定戰略、增加不同人群公平獲得服務的需要，加快監管科學的發展，提供有關治理方案資訊的交流中心，促進共同的監管標準，並通過計畫進行和正在進行試驗的國際登記，加強研究和臨床應用的協調。
除了建立國際論壇外，組委會還呼籲世界各國的科研院校和科學、醫學學術組織，舉辦更多的國際峰會，審查基因組編輯的臨床應用，收集不同的觀點，為決策者的政策制定提供資訊、建議和指導，以及促進國家和司法管轄區之間的協調。
簡而言之，從聲明中我們看到大會對賀建奎實驗的明確反對意見，以及對人類種系基因組編輯這一大方向有所認同，但回到具體執行層面上，全球範圍內、各個社會層面的交流溝通已經非常緊迫。
喬治·丘奇教授：對賀建奎的批評有些極端狂熱
與眾多科學家的反對和聯名指責不同，國際遺傳學大牛，美國哈佛大學遺傳學教授喬治·丘奇（George Church）則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在週一基因編輯嬰兒消息剛剛爆出時，喬治·丘奇就發表看法，認為愛滋病是一個重大的、不斷增長的公共衛生威脅，這一做法是有一定科學道理的。不過，喬治·丘奇教授為基因編輯嬰兒的這一番「辯護」，並沒有得到更多人的認可。
在11月28日（本週三）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事後首度公開露面的賀建奎，招致了在場學界大牛和觀眾的輪番拷問。
同一天，在Science網站發布的一則專訪中，喬治·丘奇教授表示，圍繞著賀建奎的批評有點過度狂熱，並表示自己對賀建奎的做法持保留意見。「我覺得有義務保持平衡」，喬治·丘奇說道。
作為遺傳學界的頂級權威，喬治·丘奇教授曾被英國《新科學家》雜誌評選為2008年8位科學英雄，並一直是諾貝爾獎的熱門人選。其所在的哈佛大學實驗室，在CRISPR基因編輯技術的發展中起到了先鋒作用。
喬治·丘奇是遺傳學與分子工程學的雙料專家，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雙料教授，美國科學院與美國工程院的雙料院土，學術研究與科技創業的雙料成功者，在當下最前沿的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方面，他也是首批利用該技術進行基因組編輯的科學家之一。可以說，在基因工程領域，喬治·丘奇已經成了一個傳奇，也被認為是現代生物學領域最重要的意見領袖之一。
其實，賀建奎在香港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演講前，喬治·丘奇已于一週前看到過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的研究資料，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喬治·丘奇發表了與眾不同的看法。
「賀建奎的研究方法和我想的不太一樣，但我希望結果不會太壞，只要這些孩子是正常的、健康的，對於這個家庭或者對於這個領域來說都是好事。」
對賀建奎現在所受到社會各界如潮湧般的批評，喬治·丘奇表示，「其他人都是如此極端，只有我處在中間對此保持平衡，似乎我是賀建奎的’同夥’。我聽到最嚴重的事情，是賀建奎沒有按正常流程工作，沒有通過學術管道發表研究內容，但他又不是第一個犯錯的人。也許就像Jesse Gelsinger（1999年在基因治療臨床試驗中首例不幸去世的18男孩）或者Louise Brown（第一個通過體外受精出生的嬰兒）一樣，這也是賀建奎如此受關注的原因。」
和喬治·丘奇和類似觀點的還有來自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的幹細胞研究員Paul Knoepfler，他曾在2013被評為幹細胞領域最具影響力的50人之一。
「很難想像（賀）是世界上唯一一個這樣做的人」，Paul Knoepfler說，「有人可能會說，這打斷了‘沉默’。其他（這麼做）的人會繼續進行實驗並公開他們的結果，還是停止他們正在做的事情，看看接下來會發生？」
然而，在香港峰會現場，峰會主席、諾貝爾獎得主David Baltimore也對DT君直言，他並不認同丘奇的觀點。「丘奇並不能代表學術界，他是一位常常會支援最新技術的人，但這一次，我們需要認識到，這不是一個尋常的技術」，David Baltimore說。
兩位嬰兒的結局究竟是Jesse Gelsinger還是Louise Brown？「20年內我們無法知道結局」，David Baltimore說。
組委會工作人員、巴黎第二大學的教授Jennifer Merchant則對DT君表示，她知道學術界會有人為賀建奎的工作說話，這個人是喬治·丘奇也並不讓她意外，因為他一直是學術界中頗具爭議的一個人。
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所受到的權威質疑和指責
不得不承認，在這個時刻，喬治·丘奇教授的回答確實和業內其他頂尖專家的態度非常不同，例如CRISPR技術的兩大領軍人物Jennifer Doudna、張鋒，以及中國醫學倫理學家邱仁宗。
在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現場，CRISPR技術的領軍人物之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生物學家Jennifer Doudna在接受DT君採訪時表示「很失望」：「因為這樣的研究成果，正常來說應該先發表在科學學術期刊上，讓同行們先進行討論，而不是先對公眾宣傳，這麼做的後果就是，這件事的來龍去脈變得撲朔迷離。如果事實真和現在媒體報導的一樣，我認為這個團隊做法非常不合適。國際科學學會去年才把專家門召集起來討論這件事，以及這項技術可以真正使用的時間，然後發了檔。很關鍵的就是，現在，那個檔裡所有的規則都被無視了。從臨床的角度看，人類基因編輯還沒什麼必要，而且這件事也沒有預留足夠的時間讓給大眾去討論人類基因編輯技術到底怎麼使用才合適。這些準備工作都沒做，這項研究成果就這麼發布了」。
同樣為CRISPR發展和應用作出突出貢獻的麻省理工學院華人科學家張鋒，在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現場接受DT君採訪時也表示，發生在中國的事情這對全球科研領域來說都是一種警告，人們應該尋求更廣泛的國際間合作，採取一種更相容並包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讓科學家們各自為戰。
張鋒認為，基因編輯嬰兒這件事發生在中國讓其感到吃驚：「我記得參加第一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時，當時大家對編輯人類胚胎有很強的共識，認為這件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在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各學術界代表也紛紛發表看法。其中，中國國家人類基因組北方研究中心倫理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衛生部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委員邱仁宗針對本次事件的發言十分犀利。
他在其演講中直言：賀建奎已有資格做全人類的主？並向賀建奎連發三問：
「一問：根據我們的規定，所有的臨床試驗都需要通過學術審查委員會的審核與批准。如果網上報導屬實，深圳美和醫院既算非南方科技大學也不是賀博士進行基因編輯所在學術機構的學術審查委員會。也就是說，審查無效。
二問：根據衛生部與科技部關於輔助生殖與胚胎幹細胞研究的相關規定，經過遺傳修飾的胚胎是被禁止植入人類或動物的生殖器官中的。因此賀博士的行為違反了相關規定。
三問：無論目的是基於預防還是提升性狀，針對種系基因組進行的基因編輯，都將改變人類的基因庫。賀博士，你和你的團隊甚至未曾考慮徵詢其他人類成員意見，又怎麼可以擅自修改人類基因庫？」。
在會場之外，上百名國內學者更是發表聯名發聲，堅決反對、強烈譴責首例胚胎基因編輯嬰兒。
從26日大會前一天賀建奎基因編輯嬰兒消息傳出，再到今日大會的落幕、重量級最終聲明的發出，期間發生了一系列絕大多數人都始料未及的事情。
賀建奎的做法引發了社會各界的質疑和指責，各方的表態和聲明不斷地交織碰撞。本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主辦方包括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家醫學院、英國皇家學院和香港科學院，旨在探討人類基因編輯技術帶來的科學、倫理和社會問題，隨著此次最終聲明的發布，預料一場全球範圍內的基因編輯大討論才剛剛拉開帷幕。
附：喬治·丘奇教授在與Science的訪談重點
基因編輯嬰兒不道德？
喬治·丘奇教授認為，之前各方已經達成了共識，要暫緩進行人類種系間的基因編輯，他自己也為這項共識作出了貢獻，但暫停不是永久禁止。只是說當前要經過審查監督，看起來賀建奎也經過了來自美國國家科學院和他自己提供的一定程度的審查。
喬治·丘奇教授甚至表示，「我們已經完成了數百項有關動物實驗，並且已經有不少人類胚胎的研究，也許會出現鑲嵌現象（從單一受精卵發育而成的同一個體細胞，有不同的遺傳組成、染色體結構或染色體數目）或者脫靶效應，但這永遠不可能為零。我們也不能等著PET（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或X射線的輻射為零之後，才接受這些檢查。」
通過編輯基因來預防愛滋病沒有意義？
和其他科學家的質疑一樣，喬治·丘奇教授也認為賀建奎選擇敲除CCR5基因讓人感到震驚。在某些方面，這一做法沒有太大意義；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樣做比β-地中海貧血或鐮狀細胞貧血更有意義，這些遺傳性疾病是許多CRISPR研究人員的主要目標，也都可以通過胚胎植入前遺傳學診斷來預防。但關鍵是誰能做出最好的第一例。
喬治·丘奇教授認為，通過這種方法來保護女性免受ＨIV病毒感染，會有一連串的小風險，很明顯，這樣做的主要動機是測試CRISPR技術。
脫靶問題不應該擔心？
從CRISPR誕生之日起，有關CRISPR可能會造成很多意料之外基因突變的擔心就一直存在。喬治·丘奇教授認為，「我不能說他們永遠不會遇到脫靶問題，但在我們開始指責之前，先保持客觀，脫靶效應是可檢測的，但並不一定是臨床問題。沒有證據表明細胞和動物實驗中存在脫靶問題。」
喬治·丘奇教授還拿自己團隊的研究舉例，在他們所做的基因編輯豬中，有幾十個CRISPR突變，小鼠研究中也有40個CRISPR位點被改變，這些動物都有脫靶效應，但他們沒有發現任何會導致負面後果的證據。
賀建奎事件會對基因編輯領域造成傷害？
喬治·丘奇教授認為，在基因治療的早期階段，有三例死亡事件嚴重挫敗了這一領域的發展，這可能讓我們更加謹慎，但基因治療肯定會繼續發展。而且喬治·丘奇教授表示，「我不認為這些孩子（賀建奎基因編輯的嬰兒）將會死亡。」
賀建奎會為他的錯付出代價？
對於各界對賀建奎的研究不夠公開透明的指責，以及在將胚胎移植到人體之前沒有向科學界聲明的批評，喬治·丘奇教授表示，這些都是有效的批評，賀建奎也會因此付出一些代價。
但喬治·丘奇教授認為，「在某些時候，我們應該開始關注這些嬰兒的健康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