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雙重謀殺》以連續殺人案為起點，兩具離奇死亡的屍體有了交集——第二個屍者身上驗出第一個死者的指紋。是活死人犯案，還是完美謀殺？天賦異稟的乩童警探「羅蟄」這回將更深入死蔭之地。那裡不止有謎底，還有自身的黑暗之心。
他曾說：「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最好的推理小說是追查與己無關的案子，最終回到個人，面對本心。」張國立果真使命必達。
張國立自承是「希臘悲劇的信奉者」，但他並不悲觀。新作《乩童警探：偏心的死刑犯》藉偵探小說形式，推演人倫的邊界，復仇與救贖的灰色地帶，十足沉重的題材，他卻寫得很過癮，談到後續系列作，一開口就是全新的點子，以及更奇詭的死亡。
死亡並不可怕，因為死亡帶來新生，讓生者不得不理出線索，解決謎團，也是自我挖掘的過程。這是張國立口中，推理小說教我們的事。
有一萬步強迫症的小說家
溽暑中，我跟編輯在走到採訪地點途中遇見張國立。他一身潔白襯衫配運動鞋，看起來神清氣爽，一點也沒有這時節在這盆地該有的狼狽。坐定後，我們從寫作習癖聊到運動習慣，他說他有「一萬步強迫症」，每天要逼自己用手機計步功能走一萬步，否則不安心；如果回家只有9千多步，會用手搖。除此之外，還有固定的30個伏地挺身跟啞鈴訓練。
牡羊座的他坦承自己個性很急，以前有個壞習慣是同時寫3本小說，常常還在寫這一本，就開始構思下一本，結果便是正在寫的「寫到一半就不想看它了」。上個月開始，他覺得這樣太累，總有一天會搞壞身體，所以規定自己「一次只寫一本」。興致一來，還會寫到忘記時間，是菸癮逼得他停下來。
「很多人問我為何不戒菸，我說沒辦法。寫完一本小說會整個人騰空，心裡跟腦袋有一個大東西不見。爽，這爽不是一般可形容，需要大量抽菸，聽音樂，無止盡的放鬆。我跟醫師這樣說，醫師皺眉說：『你只是不想戒菸吧。』」
他開玩笑說因為音樂要放很大聲，所以前後住過「三坑」——安坑、深坑、福德坑。他也曾在內湖定居，後來因為人變多就搬走了。如今住三芝，64歲的他想騎腳踏車從三芝往返台北，因為老婆阻止，遲遲未成。不過，他給自己的65歲生日禮物是到西班牙走朝聖之旅，足足走20天。「老婆還在努力阻止我。」張國立說。
好的作家得具備什麼條件，不好說，但氣長的作家大抵都有自持規律的生活，就像村上春樹慢跑，張國立與他的一萬步強迫症。能從80年代寫到現在，張國立對成為怎樣的小說家有自己的看法，「作家有2種，第一種像沙林傑，第二種像勞倫斯・卜洛克。卜洛克從廉價黑色小說雜誌起家寫到變大師，很愛寫卻出名很晚。我一直在想：自己想做一個20歲就出名，只寫過一本代表作的作家，還是一輩子在寫的人？也有人跟我說：『國立老師你不應該寫這種小說。』難道我該寫《戰爭與和平》嗎？我想沙林傑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戲劇讓他了解真實可以亂七八糟
不該寫哪種小說？張國立沒有解釋。他大學開始寫作，寫過歷史、推理，以及極度內省的存在主義小說，諷喻時事的新聞小說。當兵兩年染上戲劇狂熱，從希臘悲劇讀到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寫劇本投稿到姚一葦主編的《現代文學》。退伍後，他寫了三個月的小說，登在《中外文學》，其中有一篇叫作〈最後的戰役〉，受到學院很認真的評論，這讓張國立「覺得自己可以繼續寫」。
「寫劇本，讓我了解寫作不只是跟自己說話，也要跟別人說話。只是跟別人說話之前，你必須跟自己對話。我讀布萊希特的史詩劇場，受用很大，他強調出戲的作用，要讀者對故事保持警覺。我們的教育一直教導我們真實，沒有學過幻想如何可能。戲劇讓我學到，可以跑到真實之外，真實可以亂七八糟。」
除了戲劇，記者生涯也影響張國立的小說家之路。「以前在報社，我都是最後一個走的，其實是在寫小說。我是坐不住的人，因為寫稿才坐得住辦公室。」張國立在《中華日報》跑體育線，報導運動會要趕六點的電報發稿，等於在運動場上就得寫稿，練就了隨處可寫的本事。
《中華日報》因為是國民黨底下的報紙，規模不大，也不大管誰在看，採訪任由張國立寫；他就近觀察人情世故，把一則則體育報導變成精鍊的人物速寫，比如古金水，「大家都知道他很厲害，十項全能，但他有個毛病，就是容易因為壓力大、緊張，十項裡常有一項零分，因為太緊張犯規。一個運動員在他最拿手的項目零分，這中間有多少掙扎！」
運動場上，使命與心的極限，成為張國立為人物立傳的絕佳素材，幫助他塑造角色更得神采。「當時有位田徑好手，100公尺能跑10秒4，卻在左營訓練中心莫名得罪上層被趕出來。全國比賽時，他不能晉級也來參加，又跑出10秒4的成績。我說你來參賽不是白忙一場嗎？他說他要證明對方想殺雞儆猴，卻殺到了猴。」
除了運動選手，張國立也曾採訪許多作家，其中七等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當時我開車到苗栗找他，在一條鄉間新鋪的柏油路上，兩旁是雨後嫩綠色的稻田，只見七等生站在那，瘦瘦的，留著長髮。我停好車，七等生端出為我準備的公賣局葡萄酒。我當時覺得匪夷所思。採訪中，我進入了七等生的世界，那時候他寫〈我愛黑眼珠〉，受到很多非議。我邊採訪邊和他討論道德，我才知道那就是七等生的思想。」
有趣的是，儘管張國立得過皇冠大眾小說獎，卻認為自己「不夠大眾」。「我的偶像是海明威，受他影響最多的是小說對白。所以我寫小說有個問題，會讓讀者卡住。為何？我相信海明威的冰山理論。小說不需要把冰山寫出來。」大平先生（平鑫濤）曾委婉勸他，不那麼海明威的話，可以更受歡迎，然而他依然寫自己的。
或許，對張國立而言，這些走過一遭便足矣。就像他前陣子考上旅遊領隊證照，帶了一次團就厭倦，他說自己不想管人，也不想被管。乘興而來，興盡而返，就好。「不過現在我會試著多寫一點冰山。」張國立說。
如果死亡不是終點怎麼辦？
張國立推崇推理小說，推理小說可容納各種故事，讀者也容易進去，「這樣比較容易讓作者發大財，作者發大財，影視就跟著好，讀者也跟著好。」所以他之後想寫俠義小說融合推理，回到宋朝讓包公用科學辦案。
除此之外，讀者也可在推理小說中看見最極端的人性。「例如憤怒要如何發洩？我們可以去看李・查德的小說；也有探討正義邊界的推理小說，像《失控的陪審團》。推理小說也很接近生活，例如卜洛克的偵探馬修・史卡德每天都在戒酒、晃蕩，叨叨絮絮自己的人生觀。」人生又何嘗不是追尋抵達之謎的推理小說？「亞里斯多德講悲劇原理，說作者要不停的埋藏，埋藏的懸疑又一定要得到解決，這不就是推理嗎？」
《偏心的死刑犯》也來自懸念，一開始張國立只是好奇：執行死刑，人沒死怎麼辦？小說以殺人凶手朱俊仁被槍決，有乩童體質的警察羅蟄卻沒看到他的靈魂，才驚覺「死刑犯沒死」開頭。尋著未竟的死亡，讀者將與羅蟄一層層揭開命案背後的真相。只是真相不能撫慰人心，過程中，偵探與案件關係人還得面對過往的吞噬。
羅蟄顯然不是很酷的偵探，不能坐在安樂椅上推敲案情，或靠出神入化的演繹法找出凶手。他畏縮，一度不敢面對自己的過往——17歲之前在家鄉台南當乩童，卻意外毀了弟弟的人生。
我好奇在講求科學證據的推理小說中，安排一個有神力的主角，會不會破格？張國立給了我一個「反過來」的答案：羅蟄不是借助神明的力量，而是努力讓自己不受制於神明，「你會發現很多時候偵探沒那麼厲害。羅蟄的過往人生都是神明決定的，直到17歲弟弟出事。之後他一直在逃，遇到這個案件，才被迫面對自己。」
如果可以，不能一直逃嗎？張國立說，「我們常常忘記過去，丟掉很多可貴的東西，但今天何以至此，其實是因為過去。郭台銘的廣告說他『抱著台灣的未來』，那都是騙人的，只有重視過去，才知道未來會是什麼樣子。」
身為希臘悲劇的信徒，張國立認為兩千多年前的敘事已告訴我們：所有人都和過去有關，就像伊迪帕斯王娶了自己的母親，正式迎接自己的宿命。「人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所以最好的推理小說是追查與己無關的案子，最終卻回到個人，面對本心。偵探如果不解決自己的問題，就無法破案。」
那麼我眼前這位寫偵探故事的偵探，需不需要回到自己身上，照見人生的未解之謎？
「年紀越長，我發現自己越像我媽，她以前有的身體症狀，都在我身上浮現。你說，我們是不是活在希臘悲劇的陰影之下？如果你不接受，就會一直活在懊惱中。」
聽起來，張國立悲觀得很。他說三島由紀夫曾說人最好在39歲前自殺，因為人不會再成長了。顯然張國立沒有遵從三島由紀夫，至今仍與他的一萬步強迫症度日。
「你出生就知道會死，那活著幹嘛？」張國立說。採訪完，張國立拿出手機，說他今天還沒到達一萬步，要用走的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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