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了《黛安娜傳》的記者莫頓（Andrew Morton）說，「隨著黛妃葬禮，英國僵硬的上唇鬆動了，如今更多的是顫抖的下唇。我想，我們變成一個更懂得表達的民族，比起30、40年前更敏感、更感性。」
黛妃之死，似乎解放了一個壓抑、隱忍的民族。
當年，不只黛安娜居住的肯辛頓宮外成了花海，英國到處都可見臨時布置的追悼所，緬懷黛妃成了全民運動，這現象使不少政治人物體認到，政治不只要分析對手的強弱，更需訴諸選民的焦慮和夢想。
《衛報》分析，在黛妃離世後，英國政治論述變得較靈活，允許表露情緒，對正常人都有的脆弱和缺點也能理解、同情。20年前，沒有人能想像保守黨的首相竟會著手為同志婚姻立法，或為保障跨性別人士的權益，提出法案。
以往，內斂保守的英國人幾乎不在公開場合落淚，如今，政治人物或參選選秀節目的達人們，動不動就掉眼淚。
當然，這股文化風氣的轉變，不能全歸功給一位過世的皇室成員，社會的變遷需要更多力量。
但這樣的變化，也有隱憂。某方面來說，英國脫歐陣營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成功訴諸人民的情緒。如同脫歐大將Arron Banks所說，「留歐陣營拚命講求事實和數據，一直是事實、事實、事實，這起不了作用，你必須呼應民眾的情感。」
確實，脫歐陣營捕捉到人民的情緒，給了「英國脫歐」這個技術性的問題強大的心理能量。
諷刺的是，如今真的脫歐之後，英國該何去何從，仍未找到一條明確的道路，「奪回控制權」──這句當時喊的震天嘎響的口號，如今聽來益發空洞，但就在14個月前，這短短幾個字眼，卻發揮了魔咒般的作用。
另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川普當選總統，不是靠著他的資歷、決策能力或縝密的提議，他之所以勝選，靠的是毫無羈絆的憤怒、不耐和歸咎責任。他闖進了美國人的心中，讓許多選民的理智被情緒掩蔽，就這樣，川普登上了檯面。
黛妃自認對那些缺乏發聲管道的人有一份道義責任，因此，她握起愛滋和痲瘋病患的手、隻身走過掃除了地雷的區域，為被社會邊緣化的愛滋、痲瘋病人，以及活在地雷陰影下的弱勢者請命。
她也公然談論自己的暴食症和憂鬱症、失敗的婚姻和她的幻滅，這一切都有違英國皇室不成文的規範，但她不屈服於這種壓抑，自剖心跡，尋求讓私領域的內心情感也能公開表露，她是情感界的女王，鼓勵所有人不帶羞愧地表達情感。
但不是所有情緒都是健康、崇高的。那些在美國維吉尼亞州遊行的白人至上主義者，情緒比誰都激動；還有在歐洲多個觀光勝地開車衝撞行人的伊斯蘭激進份子，也一樣充斥著情緒。
《衛報》的專欄作家Matthew d’Ancona說，在當今民粹當道的年代，情緒和理智還是得尋求適當的平衡。
參考來源：金融時報、衛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