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對「蔣公」等威權遺址有意見的，不只是羅宜，他在二二八的行動獲台大學生會、輔大學生會表態支持。6月底，政治大學野火社也在校內圖書館蔣公銅像前進一場名為「蔣公功過並陳展」。
有學者私下表示：「損毀銅像並無助於解決社會對立，但你也不能說這個行動是錯的，因為台灣轉型正義做得不徹底，歷史中的人物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破壞銅像只是事情的果，而不是因。」看似早已民主化的台灣，近5年的「銅像衝突」卻日益增高。
轉型正義指的是清除並反省在威權時代，國家以暴力手段傷害人權的事跡，除了賠償道歉外，也以此反省教育下一代避免再犯。將這個概念引入台灣的學者之一是中研究台灣史研究所副研院吳叡人，他說：「台灣的轉型正義做了很多年，但仍有不夠的地方，比如對加害者體系的檢討。」加害者體系，大者如蔣介石，小至像候友宜當年的政策執行「小螺絲」。
1989年4月7日，鄭南榕自焚前夕，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組組長候友宜率隊到了公寓樓下。在舊的新聞影帶裡，公寓發生爆炸，鄭南榕自焚身亡。當時報紙形容侯友宜是社會除暴安良、英勇的警察人員。
2003年，他升任刑事局長；2006年，升任警政署署長，在民進黨執政時期，平步青雲，甚至民進黨也曾極力招攬他入黨。昔日的黨外成了執政黨，昔日的「警察英雄」成了官運亨通的社會菁英。
觀光客參觀中正廟 以為台灣未解嚴
加害體系的成員官運亨通，而日常生活裡的台灣人也對各式「威權遺址」視而不見，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日常風景為何又隱含衝突的能量?
這次潑漆事件的24歲輔大宗教系學生羅宜出生那年，是台灣第一屆的總統直選，念書時，出入校園也不必向銅像敬禮，不必讀三民主義，公民課教的是民主素養。然而，住在新北市永和的他，時常路經的市公所，外面的牆上有顯著的標語：「緬懷領袖」。他說：「民主國家根本就不該有這樣的標語和銅像吧？為何大家可以視而不見。」公民的民主意識抬頭，然而外在威權遺址仍然存在，這正是衝突的所在。
獨立策展人、長期關注二二八等議題的研究者黃惠君攤開了幾張景陵、明十三陵的照片：「中正紀念堂的牌樓是仿照古代帝王陵寢才有的獨特設計，也就是說，蔣介石被當成帝王一樣被紀念，這是一個民主時代該有的嗎?」我們走進中正紀念堂，裡面展示一輛防彈凱迪拉克，解釋牌說：「蔣公認為，一個深受人民愛戴的領導人，不會有人會想要暗殺他，所以將這台座車棄置不用。」
為了強調蔣公辛勤愛民，館中還展示了一個破舊的公事包。一個虛擬的房間影像，強調蔣公每日嚴謹律己的生活習慣與作息…。台灣長老教會曾經招待一位德國來的神職人員，德國人走了幾個著名景點，其中包括中正紀念堂，走出來後，充滿疑惑對同行友人問道：「你們台灣解嚴了嗎？」
光譜的一端是潑漆、砍銅像，另一端是把蔣公當帝王一樣崇敬。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叡人說：「對歷史相像究責得愈清楚，社會自然就有共識去處理這些銅像問題。」
寧靜革命也要付出道德代價
從李登輝時代的「二二八報告書」到近日的「促轉會」正式掛牌運作，這二十多年來，台灣的國家體系從未處理轉型正義工程裡的「加害者系統」。於是，社會上各種政治立場的人依據自己的政治利益對歷史任解議釋，反應在蔣介石上，便是既是神，也是魔的混亂狀況。
「台灣民主化過程溫和，號稱寧靜革命，這需要付出其他道德代價的，因為很多衝突，你都沒有處理。」這是吳叡人的解讀。好比，李登輝時代的二二八事件報告只處理了受害者賠償，完全避談加害者問題。
為何無法處理加害者體系？吳叡人說：「加害者不會乖乖就範，如果你政治實力不夠，是無法追究加害者。」他解釋，李登輝雖然權傾一時，但他的權力基礎是建立在國民黨本土派和民進黨合作取得政權，推動民主化，在這個權力結構下，「你連宋楚瑜在新聞局長任內的作為都不能追究了，何況是對蔣家？」
除了德國之外，各國的轉型正義似乎難以避免妥協的一面。吳叡人舉「南非」為例：要求加害者坦白真相換取免訴、當時白人仍掌握軍警系統，所以對軍警的追究也有限。
吳叡人說，轉型正義有黃金時間，比如在執政之初，執政者擁有高民意比較容易成功。陳水扁執政後期，自身弊案纏身卻也大談轉型正義，請學者寫了一篇二二八研究報告，裡面直指蔣介石為元凶，「扁的聲望很低，做這件事被解讀成轉移注意力，是反效果。」轉型正義在台灣似乎只有「政治手段」而無「正義」可言。
又例如，一直對侯友宜的「黑歷史」視而不見的民進黨，突然在他2018年參選新北市長，攻擊他的「黑歷史」。不僅是鄭南榕一案，在1989到1991年間，侯友宜也是逮補黑名單的執行者，他又成了威權時代的鷹爪。
東德檔案局不遮掩告密者姓名
東德史塔西檔案局長楊恩曾接受台灣中央社採訪時表示：「當歷史資料四散各地或是由少數人把持，就容易成為拿來攻擊特定人的材料。」史塔西是東德國家安全局簡稱，這是一個類似台灣戒嚴時期的警備總部和調查局，正式職員有9萬人，非正式線民有19萬人。當時，每個郵務中心都雇人以熨斗蒸氣打開信封，監看所有人的信件，看完再將信封黏回。
兩德統一後，德國的轉型正義重點放在真相與結構面的揭露，避免二分法的清算與道德審判。楊恩接受德國之音談到轉型正義的目的是：「共同克服過去」。它既不是幫受害者尋仇，對不是清算加害者，而是真相與責任的釐清：「檔案不解禁，和解就不可能發生。」
每個德國人都可以到史塔西檔案局申請個人資料，看自己曾被誰告發，曾被起訴的人，可以看到完整的起訴書。其中，對於檔案中的告密者、警特單位完全不隱藏，若密告的線民是使用化名，還可向國家申請解密。只有對於文件中出現的其他第三者名字則塗黑，以保護個人隱私。
黃惠君研究二二八過程中，發現台灣所有的政治檔案中告密者、線人完全被塗黑，即使本人也看不到完整的資料，「要知道誰告發你，你要得到告發者同意，也就是當時的加害者是可以拒絕讓別人知道他如何迫害別人。國家的理由是，因為這是加害者的隱私權，這怎會合理呢？」這個加害者系統，上從蔣介石，下至最細微的線人、告密者全都被系統性隱藏。
吳叡人則延續「轉型正義是一個妥協的政治問題」的觀點：「對加害者究責也不是只能『全有』或『全無』兩種極端，你現在沒辦法追究蔣介石，那你總有辦法追究柯遠芬、彭孟緝這些罪責明顯的人吧？」解嚴後，台灣民間學術已累積許多相關研究，加上出土的新史料，包括：蔣介石在二二八中的角色、白色恐怖時期用紅筆任意批死的狀況、也有明顯證據顯示二二八期間，特務滲透台籍菁英的組織，彭孟緝下令對手無寸鐵的抗議民眾開槍掃射、柯遠芬趁危對受害者收賄等。
台灣只談賠償 不談歷史的反省價值
這些在民間和學術單位已經累績一些研究成果，只是缺乏一個「公共化」的過程，國家單位並沒有對這些歷史結果表態。吳叡人說：「民間已經知道這麼多歷史真相了，可是國家沒有動作，民間對政府的不作為會更不滿，愈容易有衝突。」
台灣政府的轉型正義從二二八到白色恐怖，都被簡化成對受害者的賠償與平復名譽，彷彿只要安撫一下受害者，問題便得以圓滿。「可是我們到底要從這些事得到什麼教訓，有什麼價值是我們可以告訴下一代的？這才是最重要的事，轉型正義最終的目的是要讓社會因為歷史和解再重新凝聚。」吳叡人如此說。
如今「轉促條例」通過了，「轉促委員會」也掛牌運作，但吳叡人並不看好：「這個工作不是一例一休這種技術政策而已，要處理歷史中的情感、認同和價值問題，需要有一個高度的政治領導者出來做價值的領導。」例如，南非由屠圖主教出面，藉由宗教的力量帶領社會走過和解。「你不是放給下面的人吵來吵去，自然就會吵出共識，就像同志婚姻，你看吵出結果了嗎？」
過去的舊傷口，還會成為今日的障礙，「當你一輩子不知道被誰出賣，你一輩子會懷疑身邊所有的人。」歷史是複雜的，評斷過去涉及不同族群的記憶與感情，因此是困難的。吳叡人說：「即便像蔣介石這樣的人，他生在這麼複雜又具張力的時代，他有很多面相。」在白色恐怖時代，即使是受害者，很可能同時是告發別人的加害者。
對加害者的反省不是清算 是要釋放社會對立
黃惠君強調，清算這些人的過去並不是要抹滅這些人身上的成就，而是要對當年的行為有所反省：「反省讓人有高度的，反省讓人可以跟過去和解，如果是政治人物更能協助社會釋放對立。」
侯友宜針對這次風波曾對媒體表示：「當年黑名單中的彭明敏都出來選總統了，每個時代應該要往前看，如果用這樣的方式去清算當年奉公執法的基層同仁也算轉型正義的話，有這個必要嗎？」台灣對歷史檔案的忽視與封鎖，使得大眾對歷史功過的想像是黑白分明，好人便是極好，壞人又是極壞，完全忽略了歷史與人性的複雜。
好比，納粹戰犯艾希曼是集中營的推手，審判時他自稱是一個奉公守法，遵循長官指示的「公務員」，德國哲學家漢娜鄂蘭曾評論：「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凶橫…艾希曼格外勤奮努力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想晉升，而我們無法認為這種勤奮是犯罪……他並不愚蠢，只是缺乏思考能力——但這絕不等同於愚蠢，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罪犯之一。」
撐起整個威權體制的運作就是靠著這一個又一個溫馴守法、遵循體制的「好人」。這是1960年德國人對自身的反省，而正因為台灣缺乏這樣的反省，所以政治人物可以明目張膽自我辯解：「往前看，不要清算奉公執法的基層人員。」
台灣社會也有一種聲音：「公布加害者，不是會增加社會動盪嗎？」然而隱去加害者便無法對歷史做完整的反省，威權體制賴以運轉的，有像彭孟緝這類下令對無辜民眾掃射的，也有像侯友宜這類的奉公守法的「好人」。吳叡人說：「如果我們沒有對過去威權做徹底的反省，當經濟不好的時候，你難保台灣不會出現一個習近平，這是轉型正義的價值所在。」史塔西檔案局長曾對轉型正義下了這樣的註解：「有人說不要撕開歷史的傷口，但有時候傷口要打開後，才有復原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