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照裡的方振淵約莫40歲，是和公司同仁出遊拍的照片，身材不高，笑容滿面，他當時創辦的翻譯公司，現在已是全亞洲前三大的規模，翻譯的商品從尿布到衛星產業，語言橫跨135種。功成名就的企業家卻有段連自己也不願意提起的過去：「很多事，我連家人小孩都不知道，也不想說。」
方振淵的大兒子方俊力說：「小學時，學校要帶我們去慈湖，阿媽非常生氣，大罵：『這個人把你爸害得這麼慘，你還要去拜他？』。」他和弟妹都不知道父親發生什麼事，只知道每次新學期上課，老師都會不經意提到，方同學的爸爸念台大：「當時覺得很驕傲，那時候念台大的人很少，長大才知道，我爸是政治犯，每個學期，爸爸的政治檔案就轉到老師那裡，我直到念完研究所才知道爸爸的事。」
方振淵出生於日治時期的嘉義，父親是北管樂師，後轉行經營旅社，他是家中獨子：「要說養尊處優好像也可以，家裡三餐一定沒有肉也會有魚。」即便生活不虞匱乏，但出了家門面對的是殖民地的不平等對待：「日本學生會欺負台灣人…有時敬禮姿勢不對，學長就會巴掌就打過來，我很不喜歡這種階級關係。」
方振淵想當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他中學時，是二次大戰尾聲，他偷偷關心中國戰況：「有時半夜醒過來上廁所，還會默默祈禱蔣介石抗戰成功。」戰爭如他所願，中國取得勝利，班上大部分的台灣學生自認是「日本人」，為「戰敗」而落寞。方振淵是少數高興的台灣人。
期待這麼長，而失望卻來得這麼快。方振淵拿著國旗迎接軍隊，看到的是破衣破褲的軍人。災難接著而來，先是228事件發生，他在雄中組了「自衛隊」，以武力保護附近民眾，熱血愛國少年卻被當時政府認定為「受了日本奴化教育的毒害」。
然而，他依舊不改對對社會的熱情，「我念台大經濟系，是為了研究馬克思，社會不公不義，我要去改變它。」他說自己是時代下的產物，在那樣的時空下，不可能再對國民黨心存希望。1949年蔣介石在中國辭去總統下野，一群台大學生還跑到操場上歡呼。
方振淵投入學生運動，加上雄中自衛隊的經歷，又常與左傾學生往來、讀禁書，大二那年：「同學很多人被捉，或是突然消失，氣氛不對，我辦了休學，躲到台中農改所當出納。」3年後，他以為風聲過了，回嘉義辦戶口校正，結果被送軍法處。
「那個年代，你只要思想左傾，不見得有做什麼，就會被捉去關。」方振淵當時往來的同學開了左傾的讀書會，其中幾本禁書交給了他，因此成了「知匪不報」的證據。「被捉到的時候，我心想完了，我這條命沒了。」
入牢之後，他發現被關的人有各種荒謬的理由，有人只是說：「老蔣就是老運不好，才會退到台灣來。」還有人只是用台語問了：「今日禮拜幾？」剛好那天是蔣介石生日（台語「拜幾」諧音「拜鬼」）就被關了。還有的是，有人在辦公室大聲罵國民黨，不僅罵的人有罪，連同一間辦公室的人，聽到的也全被判刑。
「當時判刑都沒標準，我每天都擔心會被捉出去槍斃，等了一年，判決下來，7年，我鬆了一口氣。」父母每個禮拜來監獄裡會面，在監視的環境裡，什麼真心話都不能說：「我每次都只能跟媽媽講，不要煩惱，我過得很好…那時候真覺得對不起父母，每見一次我就哭一次，寫信回家只能自稱不孝子來表達歉意。」
7年後，方振淵出獄，恐懼還是跟著他：「我的雄中同學柯旗化二進宮（被關二次），都沒什麼特殊理由啊，我也怕哪天又被捉進去，每隔一、二週就有政府單位的人來跟我訪談。」他此後避談政治、不讀馬克思，甚至連自己的過去也隱藏起來了。因為結婚提親，岳父約略得知他的背景，只淡然地說：「會反抗的人比較聰明，沒關係啦。」
解嚴了，白色恐怖平反的機會來了，「我一度有心理障礙不想申請，後來申請了把錢全捐了。」即便申請了，他依舊擔心成為政治整肅對象，不願公開講述受難經歷，直到這幾年：「政黨輪替二次了，我覺得安心，可以講了。」
聊著聊著，他說起黑格爾的唯物論，聊起經濟學各種學派如何看待社會問題，有些感慨：「年輕時很天真，想當革命家。」如果當年不涉入學生運動，人生可有不同？「可能像我同學那樣，成了銀行的主管、政府官員…但我不後悔。」他說自己是少數的特例，大多政治受難者出獄後窮途潦倒：「可能我運氣比較好，又比較樂觀吧。」
真實世界卻總難使人樂觀。採訪後幾週，立院審議促轉會預算時，國民黨立委翻桌阻攔，方俊力轉述，父親那天只是靜靜看著電視新聞，什麼話也沒說。方俊力說：「我知道他很難過，像他這樣的受難者，最在乎的不是賠償也不是名譽回復，而是，一個國家處理這種事情背後所展現的民主價值。」年輕時信仰馬克思，追求正義與公平，70年過去了，人老了，追求的還是一樣的事。而台灣式的民主還稚嫰，「現在好好的，管它過去幹什麼？」沒人在乎歷史的公平與正義，老人心中的千言萬語最後凝結成電視前無言的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