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難道都沒有快樂的時刻嗎？33歲的劉靈均建中、台大畢業，到日本念博士班，幾乎是人生勝利組，此時卻只能在舊照片裡捕捉快樂的記憶。那是他8歲生日，茶几上擺著奶油蛋糕：「我生日都在寒假，從來沒有到學校發過糖果，大人知道，都會特別留意幫我生日。」他看著照片遲疑許久，連地點、慶生會的細節全都想不起：「這應該是很開心的時刻吧，可是我一點也不記得。」
但對劉靈均來說，快樂與痛苦是相伴而來。出生在台北的他，父親有家暴傾向，同一個人可以為他慶生，拍下快樂的照片，下一刻喝了酒，又成了暴力的壓迫者，心理長期養成的機制是：盡力忘記童年的一切。但有些事總還是記得的：「我4歲，爸爸喝酒就打人，我曾經被打到腿快斷掉，眼睛差點瞎掉…。」
10歲時，父母離婚，繼父嚴格要求功課，劉靈均小六就得讀完國中數理課程，功課略有差錯，就是無止境的體罰：「屁股被打到黑青，手被打到腫起來，像雞爪一樣合不起來，打完繼續拿筆寫評量。」
「我媽曾經說，你今天可以念到台大，還不是這樣被打出來的？但如果念台大需要這樣的代價，我寧願不要。」被打的惡夢一直糾纏著他，失眠、憂鬱的狀況時好時壞，「假如遇到開心的事，我會很不安，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刻要付出慘痛的代價…我無法跟正常家庭出身的人談戀愛，他們無法理解我莫名的低潮和不安。」
他替自己尋找困境的出口，大四時，台灣民法修訂，兒女可因實質傷害申請從母姓，劉靈均原本從父姓「許」：「我不想在姓名上跟他有瓜葛。」為了改姓，他上法庭陳述意見，法官卻痛斥他：「這些大學生沒事書念太多、被女性主義影響才如此多事。」劉靈均當場氣到說不出話來，雙手直抖：「法官大概以為我是精神狀況不好，要發病了，才認定我有因父親造成的實質傷害，通過我從母姓。」
從母姓真的有帶來任何轉變嗎？「我爸打我的時候，大約三十幾歲，就像我這樣的年紀。」劉靈均在日本學業遇到瓶頸又遭逢失戀，跟家人的關係時好時壞：「我後來明白，父親當時人生可能也遇到不得志的階段，那種內外交迫的壓力最後往家人身上發洩。」不僅是他的33歲相似於父親33歲的心情，連長相、喝酒的生活習慣二人也愈老愈像。人生如此諷剌，也因為這種命中註定的相似，讓他理解當年的施暴者。
2年前生父過世，他回台灣處理喪事。雖然不再姓許了，他仍以長子的身分「捧斗」：「不要讓長輩為難。」把姓氏改成母姓，與媽媽的衝突卻依舊無解：「我23歲時，揭發繼父外遇，繼父拿刀要殺我，媽媽後來跟他離婚。」
他從事性別運動、讀女性主義，某方面也是為了理解母親為何默許孩子被打，「在很刻板的兩性關係裡，妻子就是要聽丈夫的，小孩就要打、要管教，在這種傳統價值下，媽媽也是受害者。」受害的上一代繼續傷害下一代，他說愛家公投傳遞的是一種刻板的性別與家庭想像，「一個幸福的家庭不在於是否為男女、是否是嚴父慈母，而是發生苦難時可以互相傾吐和溝通。」
母子之間並不是全然無愛，舊照裡，他戴著厚重的近視眼鏡，有遺傳性的近視與弱視，醫生診斷有失明的危險，母親為此擔心不已，時常帶他轉搭公車，四處尋找名醫。他高中意識到自己是同性戀：「我有陣子，成績不穩定，老師竟然跟我媽說我是同性戀，要她注意一下。」事情雖被他搪塞過去，直到大學時，他上同志網站被繼父發現，他才被迫出櫃。就算家庭裡多次爭吵，劉靈均仍毫不避諱地帶男友回家，挑戰媽媽的極限，「我很感謝媽媽後來接受我。」
在惡意裡長大的孩子，要讓那些不堪的過去有意義：「我被家暴過，有次我看到我學生身上有瘀青，一眼就認出來是被打的，後來我主動介入，拉了那個孩子一把。」在這個保守勢力反撲的時代，唯有頑固地活著才是抵抗惡意的出路，「我說這些過去，並不是要控訴我媽，只是這個社會從來都不正視這些事情，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痛苦能被看見而已。」如果連痛苦的存在都像公投的結果一樣被否認，那痛苦便是沒有出口、絕對的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