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還科普專欄〈被迫修改的博士論文〉全文朗讀
2004年8月9日下午，研究生希爾曼（David Charles Hillman）面臨了重大抉擇。他剛經過一場折磨：兩個小時的博士論文口試。口試委員一共五位，除了指導教授，另外四位中還有研究所所長。他們一一退出口試間，面色凝重不發一語。最後，指導教授告訴他：論文中有一章必須刪掉，其他各章也要把相關文字清乾淨。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還有哪一句名言更能表達他的處境呢？只不過他的答案與哈姆雷特不一樣：250頁的論文變成198頁，希爾曼得到了博士學位。
西方文明的兩大源頭，主要的人文創作者都會利用「迷幻藥」
希爾曼的論文，主題是古羅馬「非醫藥」文獻中直接間接提到的藥物，那些資訊可以增進我們對當時的醫藥水準、生活細節、以及相關文化態度的理解。使用藥物配製毒藥與化妝品，是他的兩個焦點。希爾曼在進入博士班之前，受過細菌學訓練，得到碩士，因此他可能獨具隻眼、而有獨見創獲，完全由文科出身的研究者就占不了這個便宜。
哪裡知道，令教授不能接受的那一章，正是希爾曼的獨見創獲：他揭露了羅馬共和時代（西元前3-1世紀）的「迷幻藥」風尚。當年，主要的「迷幻藥」是鴉片。而在21世紀，人人都知道由鴉片提煉出的嗎啡、由嗎啡合成的海洛英都是「毒品」；美國早就對毒品宣戰；大都市黑社會的重要經濟基礎便是販毒。所長可能浮想聯翩，不能自已，才會對希爾曼脫口說出：古羅馬人不會做這種事！
希爾曼從論文中刪掉了那一章，可是並沒有背叛自己的研究成果。他將那一章擴充成為一本書，4年後出版。他指出西方文明的兩大源頭（希臘、羅馬），主要的人文創作者都會利用「迷幻藥」——即鴉片。（The Chemical Muse: Drug Use and the Roots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y D. C. A. Hillman, 2008. Thomas Dunne Books. ）
所謂亞洲藥，指的就是鴉片
事實上，就文學史而言，希爾曼的說法並不新鮮，早就有評論家指出英國19世紀的文學中潛藏著一個陰謀：將「吸毒」視為與「喝酒」一樣的正常行為。這樣翻譯可能會引起抗議，就依字面的意思來譯吧，他說的是：將「亞洲藥」（Asiatic drugs）視為與「歐洲酒」（European wine）一樣的尋常物事。所謂亞洲藥，指的就是鴉片。
他這麼說，因為許多知名的、有影響力的作家，都服用鴉片，或鴉片的衍生物。例如浪漫主義健將柯立芝（Samuel Coleridge, 1772-1834）、偵探小說先驅柯林斯（Wilkie Collins, 1824-1889）。除了英國作家，其他國家的著名文人也是這一大潮中人，如美國的愛倫坡、法國的波特萊爾。一點不錯，「大潮」，而不是什麼陰謀。
因為以鴉片解放肉體、心靈的折磨，歷史源遠流長⋯⋯。古人早就知道鴉片的藥用價值：止痛。而在西方，鴉片早就是尋常物事。藥房買得到，不用處方箋；價錢不貴；也沒有污名，「毒品」一詞還沒問世，當然無所謂販毒。有人上癮，但是沒有人做系統的研究，也就沒有相關的知識。
服用鴉片的心理效果，第一篇明目張膽的報告，以《懺悔錄》為名，是文學作品，1821年在《倫敦雜誌》9、10月號刊出，立即轟動。作者德坤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5）並未署名，文壇謠傳是柯立芝寫的。德坤西寫作時，由於經濟困窘、身心俱疲，必須以鴉片提神。他的文字也許因此展現了特殊的魅力，「像著了魔一樣」，第一次聽說鴉片的讀者難免好奇。
人早在7000年前便知道採食罌粟種子
但是，即使是前面提到的英國評論家，可能也難以接受希爾曼的論點。因為他顯然認為鴉片是從亞洲傳入的；他刻意將歐洲與亞洲對立起來。這個「西方 vs. 東方」的觀點，其來有自，也源遠流長。西元前五世紀，波斯企圖征服地中海的希臘世界，結果鎩羽而歸。西方自史學之父希羅多德起，便將那一連串戰事視為自由保衛戰。東方代表富庶、專制、奴役的形象於是誕生，這一印象流傳至今，已深入人心，滲透廿世紀的冷戰論述，甚至奇幻文學（如《魔戒》）。
生產鴉片的植物——罌粟——非常神秘。我們不知道它的起源地，沒有找到它的野生祖先。它生產的四十多種生物鹼，有止痛效果的只有三種：嗎啡、可待因（codeine）、蒂巴因（thebaine；副嗎啡）。其他的野生植物，如果也生產嗎啡，量都非常少。根據考古證據，人早在7000年前便知道採食罌粟種子。1854年，瑞士蘇黎世湖的東南岸，因為湖水下降，湖底露出一座新石器時代的高腳長屋。當年生活在其中（公社？）的人（湖人？）不但不受湖水、野獸、敵人騷擾，還能利用湖邊的空地種植植物：包括小麥、蘋果、豆子、麻、大麥、以及罌粟。（按，一茶匙罌粟籽含有1.6公克蛋白質；麻籽，1.9公克。）
當然，蘇黎世湖遺址並沒有人服用鴉片的證據。但是它至少提醒我們：罌粟在古希臘文明興起之前，早就在歐洲了，對古希臘人而言，絕不是「亞洲」貨。
不過對二十世紀中葉美國反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柏洛茲（William Burroughs, 1914-1997），蘇黎世湖遺址至少提供了一條線索，顯示我們智人很早就開始利用鴉片追求精神境界。1959年他發表一部小說，想像三萬年前一群克羅馬儂人在阿爾卑斯山，巧遇罌粟種籽莢漿液的凝結物——即生鴉片。
每一種鴉片類止痛分子都有副作用，就是上癮
罌粟野生種的原生地在哪裡？人什麼時候發現來自罌粟的鴉片有止痛、迷幻效果？都是事實問題，我們只能憑證據說話。偏偏歷史上的事，黑白分明、鐵案如山的證據並不常見。因此先入之見，或者文化態度，必然有作祟的機會。希爾曼的遭遇其實稀鬆平常得很。
對歷史的解釋見仁見智，爭執雙方不難一笑泯恩仇，可是成見要是扭曲了對現狀的理解，可能就茲事體大了。最近美國總統川普與中國的「鴉片戰爭」就是一例。原來美國爆發了「鴉片流行病」，不只是公衛機構的挑戰，也成了法院的沈重負擔。所謂的鴉片，指的是以人工合成的鴉片類分子，如芬太尼、舒芬太尼，止痛效果更強大。它們與嗎啡、海洛英都叫做鴉片類止痛藥，因為作用機制類似——透過同一類受體。
問題在：每一種鴉片類止痛分子都有副作用，就是上癮。過去每次發現功能更強大的鴉片類止痛藥，宣傳說詞都是：由於功效強大，因此用量小，不會上癮。可惜事與願違。上癮是老問題，另一個問題也是：鴉片類止痛藥有類似迷幻藥的作用。據美國疾管局（CDC）統計，美國因鴉片類藥物過量致死的人數，從1999年的8,048上升到2017年的47,600。也就是一年接近5萬人；而整個越戰期間，美軍死亡人數還不到6萬。
任何新發現、新發明都是人性的新考驗
對於「鴉片流行病」，川普採取了「東vs.西對抗觀」：去年12月初，他以推特指控中國是美國輸入芬太尼的主要供應國，並說2017年芬太尼造成的死亡人數高達77,000人。（這個數字怎麼來的？）他要求習大大立法明訂販賣芬太尼為刑事罪，嚴厲懲罰。（今年4月，中國宣布將芬太尼等鴉片類止痛藥列為管制品。）
可是美國的法院懲罰的卻是在美國生產芬太尼的製藥廠。因為它們無視於芬太尼造成的悲劇，繼續以可議、甚至不正當的手法推銷。例如提供誤導、不實的資訊，並以金錢收買醫界與醫師。結果醫師將處方數量與討好病人看得比病人福祉還重要。於是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控告嬌生集團以及子公司楊森藥廠，要求鉅額賠償以善後。今年8月底判決出爐，法官同意控方主張，認定被告的行銷策略造成「公害」，裁定被告賠償5.72億美元（約合新台幣180億）。由於類似的訴訟數以千計，這一判決大快人心。
任何新發現、新發明都是人性的新考驗。只不過有的容易應付，例如希爾曼的遭遇；有的棘手，如芬太尼。
作者小傳─王道還
台北市出生，從小喜歡閱讀，但是從未想過寫作，因為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兩次皆遭退稿。大學三年級起意外接到翻譯稿約，以後寫作亦以翻譯為起點（意思是抄襲）。在思想上，對於「思考」產生全新的認識，是在高二暑假讀了《西洋哲學史話》（台北：協志工業出版）、《相對論入門》（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兩本書。從高一起就對演化生物學發生興趣，後來以生物人類學為專業可能並非偶然，可是對科學史、科學哲學的興趣從未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