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武漢肺炎確診病例數，這個星期超越了中國的數字。光是義大利的死亡病例，也在星期三（3/18）超過了中國。
在中國官方宣告新增病例近乎零的同時，歐洲的新增病例卻是一天多過一天，這意味著更糟的情況還在後頭。
歐美國家到底怎麼了？即便當初中國刻意隱匿延誤疫情，西方國家照理來說也有比亞洲地區更多時間著手防疫。紐約時報作家Richard Pérez-Peña的評論文章，分析了西方開放社會是否為病毒開了大門。
在他看來，就某些方面而言，歐洲嚴峻的疫情確實是歐洲認為開放、富裕的民主社會所付的代價。人們習慣於自由旅行和獨立思考，而政府猶恐拂逆輿情不願做斷然的決定。於是，「政府不慣於下達嚴格的命令，而公民也不慣於遵從它們」。
他說，中國雷厲風行的做法，其程度和規模讓西方世界感到震驚。中國可以為了控制疫情，而採取不顧民意的措施，限制上億人口的行動，並承受經濟上的重大損失。
相較之下，不同於中國動用大批軍警、設置路障、使用無人機監控，歐洲國家如今陸續採用的封鎖措施顯得遲緩、鬆散、而且執行不夠全面。
Richard Pérez-Peña提到，儘管中國在統計數字上外界有不少質疑，但是如今大致的情勢似乎可以確定。雖然一開始有地方官員隱匿情報，甚至打壓「吹哨人」揭露疫情真相，但是隨後中國強力動員已經遏制了疫情的持續蔓延。
不過威權政府的高壓措施只是疫情獲得控制的因素之一。他也舉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亞洲國家為例，認為快速反應和主動防疫才是關鍵。他認為亞洲國家的政府使用了包括廣泛檢測、隔離病例、和快速追蹤感染源等措施，才得以在經濟不致停擺的情況下遏止了疫情。
前美國疾管局主任傅萊登（Thomas R. Frieden）在紐約時報的訪問裡也說。亞洲國家有過SARS的經驗，因此能比西方國家做出更快速而果斷的決策。
參考資料：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