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學院大學的傳染病學專家巴洛（Francois Balloux）在他的推特上說，「中國或許行動得太晚，我對他們的一些做法也有所保留，不過他們已經控制了疫情。」「他們給了世界一個準備的『機會之窗』，但是卻被白白浪費了。」
以中國和歐洲的封鎖防疫措施來比較：武漢封城的宣布是在1月23日，當時全球確診病例還不到600人。至於歐洲第一個封鎖的區域，則是在義大利的米蘭，時間是在3月8日。當時義大利全國病例已經超過7300人。隔週之後，西班牙和法國也出現大致相同的病例數量，才開始禁止大部分的公共活動。這些國家的封鎖措施，嚴格的程度都遠不如武漢。
傅萊登在紐約時報訪問中說：「在社區傳染開始的一個星期內，就該做好保持社交距離的嚴格措施，否則就會爆發傳染。一旦爆發，防堵就變得困難。」他說，重點是不要讓傳染達到這個爆發點，「但是大部分歐洲國家已過了這個爆發點，紐約也過了這個爆發點」。
紐約時報也提到，東亞國家反應迅速，不過與中國或歐洲的策略都大不相同。新加坡、台灣、香港的病例數明顯得到有效控制。南韓對超過20萬民眾進行大規模檢測之後，目前疫情的蔓延已得到控制。巴洛在推特上說，「南韓向世界展現，它可以在個人自由、經濟和社會結構有限度損害的情況下，抑制疫情的流行。」
不過專家也提到，大規模的檢測和病例接觸史的追蹤，同樣也是在疫情傳染尚未失控時最有效。
換句話說，政府因應嚴重傳染病最好的方式，往往一開始會被認為是反應過度，而招來民眾嚴厲的批評。但問題是，傳染病在一開始爆發的時候，我們多半無從知道它到底嚴不嚴重。
專家說，歐洲如今封鎖的做法是否有助減緩疫情，至少在短時間內無法從數字上看出明顯成效。在中國，二月初疫情的高峰期間，每天增加3000-4000的新病例。如今義大利增加速度還要更快，而歐洲一天新增的案例就可超過一萬人。估計到三月底之前，義大利全國病例數將超過中國。
參考資料：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