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案件判決下來，她和團隊都很詫異，「為什麼好人被冤枉、壞人居然可以逍遙法外？」她認為，法庭裡，律師是當事人之外最接近事實的人，而法官受到非常多限制，是距離事實最遙遠的。在這種情形下，好人只因不懂法律、不懂保留證據，導致在法庭裡被欺負，沒辦法證明自己的清白。
這些對黃秀蘭的衝擊很大，從小就有強烈正義感的她，無法忍受法庭裡有證據的人就贏了，她認為還是要回歸人性的是非善惡。「這個人是好人，他的本質是善良的，為什麼法律這樣對待他？」這樣的衝擊，成為她執業的最大挑戰。
為解答疑惑，她工作之餘，回到校園旁聽歷史、美術史等課程，得到很多人生的啟發，以及對人性的悲憫和寬容。黃秀蘭說「文史方面的養分讓我有勇氣，也比較知道如何透過法律的規定和價值，面對這些真實人生的案例，更人性化地處理案件。」其他像西方心理分析、榮格和康德等各個哲學理論思想，亦是執業初期、支撐她把每個案子辦完的主要力量。
年紀漸長後，黃秀蘭仍不免質疑是否值得「正義代言人」這樣的稱號，因為她不見得能為所有當事人伸張正義，充其量也只能和解。為此她求助各式宗教，可蘭經、聖經都讀過，最後才在易經和佛法中找到答案。
她說「易經告訴我們，人生就是變化，我們每天處理的訴訟案件，也每天都在變。從易經的各種變化、64卦，一路到最後一卦未濟，人生就是不斷的循環，我在法庭上就看到這些循環。」
不過，即使易經讓黃秀蘭更能掌握法庭內的訴訟和人心變化，但仍找不到究竟：比方說，為什麼她的當事人常常成為詐欺的被告？很多事讓她即使對人性抽絲剝繭也不得其解，直到在朋友建議下開始接觸佛法，學習禪修、修行和經文，才豁然開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