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懺悔錄」，朱天文說，「首先是女兒對父親的懺悔錄」。她表示，當年父親朱西甯很尊重3個女兒，也不以老師自居指導孩子，幾乎是放牛吃草。「我們青壯年時，為了自己的事情跑進跑出，東奔西忙，做這個、那個，看到父母多有不耐煩。後來父親人生最後的時光是海盟（朱西甯外孫）陪伴，真正的滋潤父親也是海盟。相較之下，我們是很粗礪的中年。那時我們不懂，如果重來，會溫柔一些。」
另一種懺悔，是在小說本業上對父親的懺悔。朱天文說，「當年大家都說胡蘭成是漢奸，但父親接待胡蘭成執弟子之禮，義氣相挺。我們受教於胡蘭成，也受胡蘭成引漢代揚雄『文章小道，壯夫不為也』的觀念影響，將小說視為一藝而已，認為『士志在天下』。」由於曾自我期許為「士」，將小說看成「一藝」，朱天文與妹妹朱天心當年覺得身為公共知識份子，政治、經濟什麼書都要讀，還應有各種社會參與，所以和父親雖是同道、同業但不同路數。
朱天文坦言，「父親對小說家的自覺意識很強大，在小說這門行當一直挖掘、開拓各種可能性，但我和天心沒興趣。」她說，以前因不在乎，不大看父親現代主義時期和種種實驗作品，某方面來講，就是分心太多。到了今天，也就是當年父親因生病跟上天祈求「再給我10年，把《華太平家傳》寫完」的那個年齡，朱天文才懂得不能看輕「一藝」、視為小道，「能把這一藝做到極致，就是一生了。」
因拍《願未央》，朱天文重讀父親的作品，「這時才覺得父親做為一個小說家比我們盡責多了，比起來，受胡蘭成『士志在天下』看輕小說這門行當的我和天心就是業餘。父親專心做自己想做的，但當年我們甚至有點看輕他。現在他不在了，我們才明白，也想還他一個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