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副總統賴清德日前稱徐春鶯過去是共產黨黨員，徐春鶯更激動回嗆說，「連副總統賴清德都說我是中共黨員，我覺得這太可怕了吧！你沒有經過查證。」她說，這段時間外界的揣測跟討論，甚至政府官員言論，可看出大眾對新住民群體的刻板印象是根深蒂固的，尤其對中國大陸來的人，充滿負面印象及敵視目光，「難道38萬陸配都是共匪、共諜嗎？有38萬的共匪、共諜都嫁給台灣男人嗎？」很遺憾台灣政府說的多元文化、包容只是表面功夫。
《旺報》2016年2月22日一篇名為「上海千金台灣媳 奔走拉近兩岸」的報導，指徐春鶯大學畢業後「獲分配工作為大陸國家幹部，『工作性質特殊，還有專屬配車』」，徐春鶯則強調是「絕對沒有的事情」「我從來沒說過我是國家幹部，如果真的是有特殊工作或是國家幹部的人，我會在台灣講嗎？我敢講嗎？」並說：「大陸國家幹部不是那麼容易欸，當時我在那邊才幾歲，怎可能當到國家幹部這個位置，他們（指質疑者）講這個話要有一點頭腦，大陸提到國家幹部這個層級，要經過多少年工作的歷練，包括考核、要多少年紀才能達到這個水準，不可能的啦，我那時候才幾歲啊！」
至於「配車」，她則解釋，她當人事科長管的是人事檔案，因為是部門主管，外出公務都有派公務車，「我是說派車，從來沒說過配車」，並稱「這篇報導我真的沒有看過」。
她表示，當時接受採訪，是因為要談陸配來台的適應性、兩岸差異，「談日常生活的事情我才接受，政治性的我不會受訪」，並說，當初採訪的記者應該沒有惡意，「他可能無法理解我的工作」，並推測記者當年可能採訪過其他陸配，卻沒有遇過像她一樣，待在一個有派車的企業、甚至當到人事科長的人。
徐春鶯向本刊還原當年來台灣依親前，在上海的工作內容。她表示，她是上海人、在上海出生，在中國大陸與台籍的先生結婚後，1993年便來台依親，並在2000年正式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
徐春鶯說，1993年來台依親前，自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就被分配到上海虹口區轄下的綜合貿易公司工作，後又調往上海楊浦區商業局轄下的綜合貿易公司工作，工作初期曾擔任工會幹部，主要負責員工福利，例如生活困難、生病、死亡了都要去探望，那時候她常跑醫院、跑殯儀館，遭母親反對，認為這樣運勢會不好，後來工會改選後，她就調去公司內的人事單位，從科員開始做起，之後便接任科長。
她表示，那個年代在大陸工作不用自己找，都用分配的。記者追問，當年工作是由誰分配的？她回：「這問我，我也講不清楚」，但她印象中是畢業後，由區裡面的人通知她，她再拿著通知去上海虹口區的公司報到，後來才又調到上海楊浦區的公司，「我們那個年代，不像現在大學多，以前只要大學畢業到企業去一定是幹部，不會是第一線當員工」。
不過，徐春鶯在上海虹口區、楊浦區待的公司屬於「國企」（國營單位），公司內部設有中共的黨支部，本刊記者問她，黨支部會否影響她的工作？公司是否遭中共控制？徐春鶯解釋，「中國國營企業體制就是這樣子，每個國營單位都有黨支部，但它去發展它的黨員，我搞工會只負責這家企業員工的福利」，她舉例，像是夏天發洗臉毛巾、女生發衛生棉、每個月安排員工看一場電影，或捐血活動等。
徐春鶯接著說，調到人事科後，她主要負責人事檔案及人事分配，例如員工要調部門，人事調配是由她管的，再來就是獎金分配、年終獎金發放，她會跟工會、行政、總經理溝通，「黨的部分根本不關我的事！」
本刊記者追問徐春鶯，身為公司工會幹部有無幫忙公司內的黨支部吸收黨員？她說：「我沒有這個任務，這不關我的事」，並表示，在中國大陸要加入共產黨「是不容易的、很難欸！我不是黨員，我是完全沒資格踏入這部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