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2004年拍侯導《最好的時光》時，我就想寫一本散文，書名是《火車站前中正路》，記述阿公在嘉義火車站前中正路經營旅館，與攤商、旅客的種種互動，最早寫完的一篇就是〈車頂上的玄天上帝〉。」與導演侯孝賢合作近30年的黃文英坦言，關於阿公與家族的故事，她構思多年，直到3年前父親去世，才加緊動筆，將已寫好的散文改編成劇本，決心從美術指導轉向電影編導。
「阿公的旅館曾因大地震、美軍轟炸，4年內兩次夷為平地，但他還是重新站起。他是第一個帶我看世界的人，我人生第一次看電影、第一次環島溫泉旅行都因為阿公。父親也影響我很深，尤其他晚年罹癌，陪病過程中，我們聊天的話題常是他童年的點點滴滴。」從祖父到父親的記憶，讓黃文英希望透過電影、以家族六代的玄天上帝信仰為核心，傳遞父祖輩的生命價值與生活態度。
原本黃文英的劇本以祖父與孫女的情感為主軸，為了籌資，她請教不少人意見。「大家都說，沒人會只想看祖孫情，應該也要有女主角的愛情。但我不擅長描寫愛情，於是找大學時代的室友陳曉雯與楊貽茜共同編劇，請她們負責這部分，楊貽茜也重新調整劇本結構。」
因為祖父角色以黃文英的阿公為原型，構思女主角的戀愛對象時，自然認為孫女會欣賞與阿公個性類似的男性，甚至在劇本階段，黃文英就希望由同一人分別飾演阿公與男友兩個角色。某次黃文英看阿公年輕時代的照片時，忽然覺得與仔仔周渝民的氣質很接近，就展開聯繫，邀他一人分飾二角。
儘管周渝民來自宜蘭眷村、幾乎不會說台語，但為演出經歷日治時期的阿公，苦練台語和日語約3個月，拍攝時語言老師也在現場待命。黃文英表示：「阿公說日語有台灣腔無妨，但仔仔常拍完就問老師發音對不對，如果覺得不夠好，還會主動要求再來一次。」
曾獲金馬獎、金鐘獎最佳美術設計與造型設計的黃文英，此次專心編導，但場景的歷史感與空間感都顯現她的美學品味。劇組先參考大量老照片，再透過搭景、特效，重現1940年代嘉義市噴水圓環、火車站前市街及地震後樣貌；另外也赴台中霧峰林家花園宮保第園區，拍攝舊日宴客表演場面；到台中東海大學，捕捉路思義教堂內部光影變化。
余靜萍透過「框中有框」的鏡頭構圖，表現當下與回憶的轉換。
黃文英誇攝影指導余靜萍透過「框中有框」的鏡頭構圖，表現當下與回憶的轉換、空間的深度，以及女主角受環境與情感限制的情境。配合片中的3個年代與人物性格，余靜萍在影像上，也以不同的鏡頭設計加以區隔、凸顯。
余靜萍解釋：「為了簡潔聚焦在40年代，所以用黑白攝影搭配綠色的濾鏡，讓演員皮膚的反差更有層次、質感更純淨。到80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加上有風花雪月的酒家戲，需要較濃烈豐富的色彩，所以使用拍攝電影《教父》同一款的老鏡頭。進入現代則以寫實澄澈為主，盡量用自然光。」
拍攝80年代的戲時，余靜萍將在中國大陸拍陳可辛電影《奪冠》、從資深攝影指導趙曉時身上學到的打光經驗派上用場，將光打在地板，捕捉地板反射到臉上的幽微光線。她形容，拍這部片像重回攝影的本質，「就是觀察、凝視。」
活躍於兩岸三地的余靜萍笑說：「一直很欣賞黃文英美術方面的表現，所以接拍前有點緊張，但後來發現與美術指導出身的導演合作，壓力反而少。」由於攝影師是拍攝階段最後把關畫面呈現的人，拍攝前余靜萍都得注意演員妝髮、道具擺設等細節，隨時與美術部門溝通，但這次導演比她更在意，都會先處理。
拍片現場黃文英感覺似乎有玄天上帝保佑，即使遇上疫情，劇組八十多人無人確診，如期以42個工作天殺青。但後製的特效、剪輯、音樂與歌曲版權部分卻耗費不少時間。
全片藉大量老歌還原時代感，取得授權的過程幾經波折。
全片藉大量老歌還原時代感，取得授權的過程幾經波折，總授權費高達上百萬元。例如片中李千娜唱台語老歌〈暗淡的月〉，就要付詞、曲和翻唱3筆費用；〈古老的大鐘〉是19世紀美國歌曲，曲的部分無版權問題，但日語版歌詞仍要付費。有些日本老歌，還透過友人幫忙才取得家屬授權。
一般年輕導演拍第一部片常面臨籌資問題，黃文英因有多年資歷，相對幸運。「申請到1,200萬元國片輔導金後，透過清華大學學長的幫忙，找到15位投資人，加起來共4千萬元；又請ACC（亞洲文化協會）協助，由會員投資5、600萬元。」
黃文英不諱言初執導筒有些誤判，加上美術、服裝與攝影、燈光器材費超支，殺青時已將4,500萬元預算用光，她只好暫停後製繼續找錢；很幸運又有電影圈投資人加入，原投資者也願意增資，全片攝製與宣發費共約6,500萬元。
導演初體驗甘苦相雜，但整體而言卻是好的。黃文英表示，從事多年美術、造型設計，她被訓練成要顧全大局、替別人著想、在預算內工作；但當導演，讓她能依照自己的心意創作，開啟新局。已寫好下部電影劇本初稿的她說：「未來十年是我的黃金時期，我要努力拍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