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方在一審論告時主張，首先，高虹安所援引的吳成典案與高案情節不同，吳當初遭起訴是因「無實際工作的人頭助理」，高案則是低薪高報、浮報本薪與加班費；其次，該判決是14年前的見解，近年多件判決見解，無論低薪高報或人頭助理都曾遭判貪汙有罪，但吳案的判決見解卻認定人頭助理詐領助理費不構成貪汙，不僅與目前多數實務見解相悖，也與高主張「唯有人頭助理才構成貪汙罪」的辯詞自相矛盾。
至於高虹安在一審宣判後主張，過去諸多助理費判決，皆是將民代於職務相關支出（如私聘助理）扣除所認定的不法所得，而她以個人款項用於辦公室或助理相關之公務支出列舉超過80萬，大過於法院指控她貪污不法所得11萬，以此證明她沒有不法所有的意圖。高的辯護律師一審階段也以馬英九特別費案（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743號刑事判決）當依據，主張「大水庫理論」，只要公用支出大於所得，就無不法所有意圖。
但對於高的見解，合議庭在判則援引童仲彥案（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50號刑事判決），以及顏恒通案（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刑事判決），一一打臉高的說法。
一審合議庭在判決中舉童仲彥案為例，指「立委不得任意以助理費支用辦公室或服務處等開銷」，另舉顏恒通案說明指出，立法委員辦公事務等必要費用的預算編列，是「補助性質」，衡量政府財政負擔，立委自當樽節，超過的部分，應由議員「自費處理」，因此，《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的構成要件中，所謂「不法所有意圖」，不容恣意擴張解釋，否則無異承認民代可以取得比一般民眾更加優位的法律地位。
合議庭也認定，高虹安明知向立法院申報酬金及加班費有「低薪高報」的浮報情事，卻仍執意為之，主觀上具備「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之犯意及不法所有意圖」，此見解，不會因為繳回至辦公室零用金後實際由何人保管、如何保管、供高虹安立委辦公室使用、高虹安個人私用或其他用途，以及事後是否歸還代墊高虹安的私人費用，而有不同。
針對高虹安辯護律師所主張的馬英九特別費案「大水庫理論」，一審判決書則指出，該案涉及的是機關首長以領據列報「特別費」，與高虹安案涉及「浮報公費助理酬金及加班費」的基礎事實迥然不同，「自無比附、援引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