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減輕癌症家庭的經濟壓力，立委劉建國於2023年4月率領13個病友團體向時任副總統賴清德陳情，成功促成癌症新藥基金（Cancer Drug Fund，以下簡稱CDF）的成立。賴清德上任總統後，兌現承諾，2024年7月行政院會宣布明年將用公務預算挹注50億元成立CDF，並計劃三年內擴大至百億元，以實現2030年降低癌症死亡率三分之一的「健康台灣」願景。
進度上，衛福部健保署署長石崇良表示，今年底前將制定「癌症新藥暫時性支付專款作業要點」，並已開始規劃相關機制，參與人員將包括專家、癌友與付費者代表等，確保基金能切實運作。
健保下的「同病不同命」 肺腺癌病友格外有感
隨著醫療科技的進步，癌症新藥大幅提高了癌友的存活率，但高昂的治療費用讓許多患者面臨「要錢還是要命」的兩難抉擇。以肺腺癌為例，有腫瘤基因突變的患者，目前健保提供的標靶藥物已到第三代，減輕病家很多負擔；但病人如果不幸是無腫瘤基因突變者，九成以上目前仍只能使用健保提供的傳統化療，這種「同病不同命」的現象，更加突顯健保下的健康不平等。
根據台灣癌症基金會調查，癌友等待藥物時間長達782天，是非癌症藥物等要時間1.67倍，而且癌友自費已成常態，近64%患者必須自費，在現行健保體制下，已出現醫療階級化隱憂。
CDF的成立曾被視為癌友的希望，旨在幫助無力負擔自費新藥的患者。然而，該基金傾向用於尚未完成三期臨床試驗或財務衝擊不確定的新藥，引發癌友與專家的質疑。哪些新藥應被優先納入？基金能否長期運作？而那些已完成三期臨床試驗、符合國際指引的新藥，是否能藉由CDF讓癌友盡早用藥？這些問題仍待解決。
立委劉健國強調 成立CDF就是要幫癌友解決急迫需求
身為初始倡議者，立法委員劉建國持續監督著癌症新藥基金（CDF）的各項進展。他表示，長期與癌友團體保持聯繫，使他深刻了解這些家庭所面臨的巨大經濟壓力與治療挑戰。「當初我們提出癌症新藥基金的訴求，就是為了解決癌友的急迫需求，CDF應該獨立於健保體制之外，不能與現有的給付機制混為一談。如果回到健保體制下處理癌症用藥，那麼這個基金的設立就失去意義。」
他強調，健保與癌症新藥基金應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範疇，各自滿足不同的需求。
劉建國指出：「財務壓力確實存在，但不應該成為癌友無法獲得應有治療的理由。」目前台灣將近90萬名癌症患者，多數因為費用昂貴而無法使用新藥，陷入「有藥用不到」、「有藥沒錢醫」的困境。因此，他與病友團體呼籲設立癌症「多元」新藥基金，讓基金用途更加靈活，並根據需求進行滾動式的預算調整，確保資金發揮最大效益。他也進一步補充，法制化是讓這個基金能永續的關鍵，目前的暫時性支付專款僅能解燃眉之急，長期來看，必須透過修訂《癌症防治法》來保障基金的持續運作！
癌症治療與國際脫鉤 病團憂CDF成立後癌友仍用不到藥
台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蔡麗娟指出，癌友目前面臨的用藥困境主要有兩大問題。首先，健保納入新藥的等待時間過長，平均超過兩年；其次，給付條件嚴苛，無法讓癌友在第一線就使用新藥，這與國際標準治療脫鉤。儘管賴清德總統致力於減輕癌友家庭的經濟負擔，然而目前癌症新藥基金（CDF）的用途與限制，仍讓人擔憂許多確效新藥無法被納入。
蔡麗娟認為，政府應盤點健保給付與國際治療標準的落差，並逐步縮小差距。對於已通過三期臨床試驗、療效確定且財務影響明確的新藥，是否能增加預算納入健保？若無法實現，是否能透過CDF進行過渡使用？這些問題都亟待解決。
蔡麗娟強調，CDF決策小組的成立至關重要，如何確定藥物的優先使用將決定基金能否有效幫助癌友，並呼籲參考歐洲、英國和澳洲等先進國家的做法，將病友團體納入決策，確保政策能真正反映需求。她補充：「醫療體系因病患而存在，是最重要的利害關係人，他們的聲音應該在決策過程被納入。」
從困境中尋求突破 共創「健康台灣」願景
癌症新藥基金的設立本應是癌友的救命稻草，但運作機制、資源分配與政策走向仍充滿不確定性。衛福部健保署署長石崇良曾在媒體上所說：「我了解癌症病人的心急及痛苦，如果藥物可延長生命，大家都希望得到機會。」但對於許多像「非腫瘤基因突變肺腺癌」的癌友來說，這是一場殘酷的等待，因為他們無法在第一線使用免疫新藥，只能在治療失敗後才有機會接受更有效的治療。
若要真正實現「健康台灣」的願景，政府、專家與病團必須攜手合作，確保每位癌友都能獲得應有的治療機會。唯有將癌友的聲音納入決策，透過靈活、透明的運作機制，癌症新藥基金才能真正發揮它應有的效益，為無數家庭帶來更多希望與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