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維的任務，是每週供應報社4幅全彩漫畫。合作初期，《太陽報》的政治傾向既同理工黨，也致力於針砭工黨出身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戴維自稱一名「微共產主義、想法混亂的自由派漫畫家（pinko, wholly-liberal cartoonist）」，在當時編輯台的路線裡，並未感受到創作的束縛。
然而不到一年，報社轉向支持保守黨，英國改由首相卡麥隆的保守黨政府領導，戴維卻再也無法批評政府。
「通常我把帶有批判性的草稿給編輯台時，他們會直接忽略，回應：『我們已經有個很棒的點子，你可以畫這個嗎？』那些點子往往站在支持政府的角度。有些時候，他們乾脆直接說：『別這麼做，因為我們喜歡他／她。』」
他苦笑著舉出另一觀點：或許，當漫畫家隱藏自身立場作畫時，能夠產生比較平衡的作品。邊喝茶，邊舉某些漫畫家為例。我問：「你覺得那是好的特質嗎？」他邊吞口水，邊說：「或許。或許。我不確定。」他問，假如持續將自己的政治立場放在漫畫裡，漫畫是否將變得無聊？將形成另一種政令宣導？將變得容易預測？
「因此，那時候，我以為這種壓力可以產生創意。但那還是太令人洩氣，畢竟還是希望自己的意見可以被看見。」戴維說：「我們曾經天天吵架。」但他總是輸家。因為《太陽報》總能說服他：你為報社作畫，我們可以告訴你該怎麼做。
當時，《太陽報》給戴維每天600英鎊的收入，無論相較於先前《星期日電訊報》的每週400英鎊，或同業其他漫畫家的收入，都是相當難得的高價。就算該承受「有段時間就是他們叫你該怎麼做，我覺得無聊透了」，他也忍下來了，這一忍便是4年多。
「我只能接受並且克服那種感覺。畢竟他們僱用你，然後給你不錯的待遇，然後你就變了……」他在這裡置入一則笑話。
早已不為《太陽報》工作的他，介紹了年輕漫畫家Steve Bright給編輯台。他表示欽佩這位政治立場微左傾的漫畫家如何克服創作受到控制的感覺，然而也進一步描述：目前英國各大報章皆持續尋找年輕的漫畫人才，然而創作更不自由，待遇也更低。
「回頭想想，《太陽報》第一次聯繫我，是因為一幅刊在《泰晤士報》、風格一點都不「太陽」的作品。我很疑惑，而那場面試也真像在一場異國、異文化空間裡。我問對方為何找我？對方回應：『我們想視覺化／石墨化（graphitize）我們的報紙。』」
戴維解釋，Graphitize這個字令他相當疑惑，似乎也說明了，報業並未企圖尋找具有自身意念的藝術家，而是尋找為他人訊息作畫的畫家。
單格漫畫的瞬間性
然而也因為任職《太陽報》期間的興味索然，戴維開始進行更多元的繪畫嘗試。這些以地景、抽象素材為創作主題的畫作，雖然與他筆下諷刺漫畫的形貌南轅北轍，卻都代表了一部分的他。前者是他目前認為較「親近自己」的創作，後者則顯現著幽默在他生命中所佔的重要地位。
「那時候實在太無聊了，於是我開始透過繪畫紓解壓力。」他回憶：「我總是每天中午就寄6個點子或草稿給《太陽報》，但他們總是很晚（譬如三四點）才回覆，又要我在8點前完成……最後的作品通常都是垃圾。」他描述自己曾相當憤怒，因為產生靈感、整合想法、嘗試將所有角色正確的位置放在紙上都需要時間。
同時漫畫家必須想像讀者的閱讀習慣，與瞥見漫畫的心情。他模擬翻閱報紙的動作，形容那個紙本新聞刊物尚未邁向數位的時代，專注看著一幅漫畫，可以發現很多細節。戴維不偏好圖畫與文字各自獨立、產生訊息，認為最好的漫畫不應以文字解釋自己，「若需要文字，我會讓他成為圖畫的一部份」，這是他給自己的挑戰，以無聲勝有聲。
這樣的漫畫留給讀者意會的自由與空間，也增加詮釋的彈性。不過，也更容易產生與原作者不同的解讀。戴維舉例，某次《衛報》居然因為讀者誤解並質疑一幅漫畫的動機，請他親自回應讀者。「誤解就是誤解，我實在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為自己的漫畫辯護。」他氣稱。
戴維另外給自己的挑戰，是在單格的框框內呈現事件及意見，且不超過一人說話，猶如快門瞬間。他形容：「畫單格是最難的，卻也是最有收穫感的。」舉例譬如畫一個人跳出窗戶，創作者可以自由決定究竟該畫出他跳窗之前的恐懼、墜落時的表情、碰到地面的那刻、流血的瞬間、垂死之前的模樣……甚至可以決定所有背景、形狀、甚至超現實元素時，該如何呈現這個笑話（make the joke）、如何決定瞬間，對創作者來說極為困難，但當諷刺產生效果時，也非常有成就感。
「然而在那樣的環境久了，也會有點憤世嫉俗。常常看著糟糕的事物，也會發瘋的。你知道，有很多暴躁的漫畫家……尤其是政治漫畫家。」今日漸漸轉繪陽光、花草、樹木、抽象畫的戴維，也承認自己畫諷刺漫畫畫得有點累了。然而他不確定：人們究竟先是個憤怒的人，而成為諷刺漫畫家；或是先成為諷刺漫畫家，而擁有了憤怒的性格？
我問：為何諷刺？幽默對你來說的意義是什麼？
戴維思忖許久，向我描述了一段童年。第一次思考這問題的他，表示自己在回應的過程裡也終於開始漸漸理解，原來自己一向以幽默作為防禦的方式，也發展幽默作為攻擊的武器。「當你本來該打擊某個東西時，改說個笑話，這種方式既有攻擊性卻也有魅力，而且比較容易被接受。」他說：「嗯，我的家人都很愛說笑，而我也養成了這樣的天分，可以拿這天份去做好玩的工作，還有點侵略性。」
他描述，自己小時候常常就用畫畫來搞笑，同班的小朋友笑得很開心，但他最後總是被嚴肅的大人處罰。「或許幽默是一種釋放的方式吧，可以比較容易放手，所以很多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他說：「我猜人們不太這麼做，但我的心中，總是無時無刻有個笑話在那裡，無時無刻。」
時光推移，戴維漸漸感到自己的諷刺漫畫在《太陽報》裡顯得老派、不合時宜，好像迷了路一樣。因而當2013年編輯決定裁撤所有漫畫家時（據戴維推測，是因報社不斷虧損，想節省開銷），他雖然驚訝、亦擔心未來生計，卻也如釋重負，終於不必日夜與編輯台角力。
漫畫非藝術？英國職業漫畫家的艱辛奮鬥
戴維的繪本作品不多，在出版業的日漸蕭條下，除了曾集結部分作品出版的《布希的戰鬥（Bush Combat: The Story of Dubya at war-）》畫冊，其餘被他稱為「為愛勞動（a labour of love）」的作品裡，有探討人類認知哲學的連環漫畫書《白板：一個人追尋意義（Tabula Rasa: One Person’s Search For Meaning）》、為孫子製作關於恐龍級足球的圖畫書，以及為孫女Tilly製作的耶誕禮物書《Tilly和胖精靈》（Tilly and the Fat Fairy）。
畫圖像小說的思維與單格漫畫不同，他將這一塊留給較私密的創作需求，另外近日則將時間投入在觀察光線、描繪大自然裡，已經很少創作諷刺漫畫。
房間裡有塊角落，掛著他卸任英國職業漫畫家組織（PCO）主席前祕書送給他的作品、貼上黑色毛線象徵他的招牌粗眉毛，另一角落則貼著舒茲伯利（Shrewsbury）國際漫畫節對他的深刻感謝。創立PCO並於2006年至2012年擔任主席的期間，他結交了英國諷刺漫畫領域各路好手，也在這趟訪談中熱情地寫下各重要姓名、寄介紹信、推薦許多參訪資源。即使那段日子距今有點遙遠，與漫畫家們一起奮鬥的過程依然鮮明。
起初，戴維與一群朋友們認為英國的新聞媒體似乎漸漸失去對諷刺漫畫的熱情，想一起做些什麼。與Noel Ford在舒茲伯利國際漫畫節的一場討論後，大夥決定成立英國職業漫畫家組織，以媒合專業漫畫家與工作機會為目標，甚至期望朝通訊社性質發展，並讓原本的大不列顛漫畫家俱樂部（The Cartoonists’ Club of Great Britain）轉為純聯誼性質。
如何篩選成員是一個困難的任務。為了呈現最專業的漫畫作品，起初入會條件嚴格，必須以漫畫作為職業。但很快地，漫畫家們便發現「英國約有兩三百人在畫漫畫，其中可能只有30人可仰賴作畫維生；其他人即使才華洋溢，也大都只能試著糊口。」後來該組織的入會資格變得彈性一些，才擁有了約莫70位成員。
戴維以「牧貓」形容，要將每位充滿藝術家性格的組織成員帶往同一方向，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起初他野心勃勃，與各編輯台討論漫畫合作、與各級學校討論漫畫教育，都沒有成功。他發現自己一如許多漫畫家，對尋找資源、談生意、倡議並不拿手，曾偕同企業家、政治人物到英國藝術委員會（Art Council）敲門，爭取讓漫畫成為一項藝術類別，「當時的經營者很喜歡漫畫，我們原本信心滿滿，收到的回應卻是：漫畫不是嚴肅的藝術。」
他指出，同期，某嚴肅的藝術單位正在倫敦某大型藝廊以「幽默的藝術」辦展，許多藝術家皆參與其中。「那場展覽非常糟，沒有一個作品好笑。那實在是個很可怕、很可怕的展覽，我多希望可以大大強調它的荒謬……」他沉痛地說：「為什麼不找漫畫家一起展覽呢？因為漫畫家不是真正的藝術家嗎？」
戴維相信，是他低估了這條路的難度。「你無法和那樣的世界抗爭、和那些從來不把漫畫放在眼裡的人抗爭。」他說，縱然藝術圈的人並不重視漫畫，社會大眾依然喜歡漫畫，不過，也不代表人們擔心好漫畫會消失。
一如報業的興衰，諷刺漫畫家生存的空間愈來愈少，收入也愈來愈限縮。然而他依然相信，英國比起許多言論不自由的國家來說依然幸福得多。至於網路漫畫充斥，人人期待免費作品，或許是危機，也或許是專業漫畫家的轉機。
他曾採訪阿拉伯之春時期靠網路創作大量政治漫畫的蘇丹漫畫家Khalid Albaih，對方告訴他：「一旦你開始為某個單位／某人工作，你就開始腐敗了，這也是為何我選擇網路。」戴維說：「那天我情緒滿溢，我覺得非常謙卑。」
他將作品放上網路，近日賣出一幅以菲利浦親王（英國女王的丈夫）為主角的誇飾畫，售價500英鎊。「好像可以再高一些吧？」他說。其他畫作則曾售出一張最高2,000英鎊。
戴維依然持續作畫，也仍繼續嘗試發展風格。他說，從化學家走向漫畫家，再從諷刺漫畫走向今日專注描繪大自然、創作抽象畫、也摸索樂器的日子，是愈來愈親近自己的路程。曾作為英國最重要的諷刺漫畫家，如今暫別喧囂的政治世界、過往的朋友圈、日夜批判的性癖，他不斷說著：這樣的生活實在太美好了，也太愜意了──雖也令他窮困。
訪後我正預計動身前往舒茲伯利，他叮嚀我，若有漫畫家問起「安迪‧戴維溜去哪了、怎麼好久沒有出現呢？」請說：「告訴他們我在躲藏，我在找花。」
作者：廖芸婕
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政大新聞系畢，前蘋果日報、報導者記者。跨國作品中，特關注自由、邊緣、理解、誤解、衝突、溝通、話語權角力，及對家園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