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愛的筆觸、各色顏料交疊的畫塊，構築出年近60歲的畫家，在15歲隨父母舉家遷往法國以前，遺留在家鄉的童年回憶。這40多年來，伊拉克經過海珊（Saddam Hussein）掌權、兩伊戰爭、波斯灣戰爭、經濟困境、今日的伊斯蘭國（IS）蹂躪，早已面目全非，意外成為一家人無法回頭的家園。
范達克利透過簡單而沒有過分詮釋的漫畫──像是藍天大樹下，小女孩蹲坐草皮上仔細地看著擦鞋匠；像是每個夏天，噴灑DDT的防疫車經過帶著灰撲撲的飛煙，她與哥哥被要求躲在家中一格格的窗戶後方，只能乾瞪眼地羨慕鄰居小孩興奮地追著車子後方奔跑；像是每年沙塵暴襲來，城市被染上一片暖調的鉛丹色，她在幾筆線條勾勒成的房子裡，盯著天空一看就是幾小時，學校停課，所有交通停擺，「我好愛這樣的時刻，全家人一起待在屋子裡」。──串起屬於童年的私密回憶。
即使19歲、31歲時短暫回訪的伊拉克已滿目瘡痍，五六零年代的家鄉摩蘇爾城，在她心中依然愉悅動人，帶給我們對這塊土地不同以往的想像。「我希望人們可以發現這個國家迷人、友善的一面，」范達克利告訴我：「摩蘇爾每到春天時，總是幾百萬朵罌粟花同時盛開。我和路易斯討論書名時，『罌粟花』很快就飛進腦海；而且，這種花被摘下後的短暫生命，與我的故事之間，關係再明顯不過了。」
「親愛的，這花一被摘下，馬上就會謝了。」范達克利母親曾經告訴她。童年時她喜愛爬石塊、踢足球、野餐兼大採罌粟花的幾個古城區，如尼姆魯德（Nimrud）、哈特拉（Hatra）等古文明遺址，今日已遭伊斯蘭國摧毀。
伊拉克與法國的記憶交錯
從范達克利開始整理童年回憶、到《伊拉克的罌粟花》初版於法國的出版，橫渡了4、5年。即使夫妻倆已有26年並肩繪畫的經歷，108頁的漫畫透過同一個口述者陳述，會不會因為視角、呈現手法過度重複，令讀者乏味，是主繪者通代最大的挑戰。通代坦言：「最冒險的根本不是我們會搞砸這本書，而是我們兩個會不會因為它而鬧翻了！」他說：「謝天謝地，這件事沒有發生。」
把范達克利的故事說給大眾，一開始是通代的提議。2015年3月，法國《世界報（Le Monde）》詢問通代，能否為它們的應用程式（app）「晨曦（La Matinale）」構思未來一年、每週一次的連環漫畫。通代詢問妻子，願不願將她的成長故事作為素材？
范達克利的回憶過程是極為感性的，「若不是路易斯幫我整理故事線，我的敘事不可能這麼務實、效率。」雖然她很清楚，自己不要一個聳動的故事線，心裡想傳達的故事，畢竟不是一場驚悚片或悲劇，而是「一個家庭的故事」。不過，兩人都面臨如何避免「重寫」故事的難題，譬如如何不浪漫化發生過的一切、不延伸場景、不重塑對話。
通代表示：「自始至終，我都得試著保持一段距離，才能不情緒化，專注在事實上。」
無論是血流成河的社會、難以喘息的家族聚會、傳統社會的束縛與悲劇，兩夫妻都以可愛而圓潤的畫風呈現。無厘頭的搞笑亦時常是呈現悲劇的形式，這畢竟是一則關於成長的故事──在矛盾中成長，青春期掙扎於異地的不適應，最後蛻變為一位法國女人，卻頻頻回望始終動盪不安、難以回頭的伊拉克，並必須照顧雙親在遲暮之年的喃喃自語。
她是不願回去了。家鄉那一頭的怵目驚心、早已脫節的文化，是她難以想像的、逝去的家園。「完全不考慮回去了嗎？」我再確認了一次。她說：「假如我的所有家人都還在伊拉克，當然，總有一天我會回去的吧。但是，也不可能長久住在那裡。」
於是，《伊拉克的罌粟花》不以編年體的方式呈現，而是交錯著於伊拉克的成長點滴、於法國的成長時光，以及1977年、1989年二度重返伊拉克的記憶。范達克利說：「我給路易斯看了我小時候在尼尼微（Nineveh，尼姆魯德古城所在地）門前和獅子雕像的合照。那些有翅膀的獅子，在我給他看照片的2週前，剛剛被IS斬首。他於是從這件事開始作畫，甚至還把照片放在連環漫畫裡。」
通代回憶這些漫畫成書的過程：「如果我才畫了前兩頁，就讓她找到問題，我大概就放棄了。我不想冒著傷害我們感情的風險，去完成這本書。不過，我提出的調性、圖像風格，她都滿喜歡的，所以一切還算順利。」
2016年8月，《伊拉克的罌粟花》在法國成書出版。
無法倒轉的童年
然而，看似白描而平實的鋪陳，都彷彿盡皆等待著最後一擊──故事中可愛的人事物的凋零。在法國、伊拉克生活的片段穿插中，我們看見范達克利的家人在異地生活的流轉中，面臨了歲月的掙扎。橫跨半個世紀，綁著髮帶的小女孩也已即將步入60歲的年紀。為了這場採訪，也才得知她的父親於半年前過世。
我想起同樣敘述伊拉克家庭故事的一部紀錄片《伊拉克零年》（Homeland (Iraq Year Zero)）。導演法迪勒（Abbas Fahdel）18歲前往法國追尋自由，離開兩伊戰爭中的家鄉；壯年後，他重回故鄉紀錄家園。
然而，目睹了波斯灣戰爭戰前、戰後的家破人亡，他最終發覺自己無力剪輯120小時的影片，擱置10年。重新面對時，他花了2年剪輯，彷彿看著認識之人的鬼魂一般。5個半小時的長片裡，屢次預告影中人的死亡，觀看時，不由得對眼前、當刻祥和溫馨的家庭時光，產生毛骨悚然的警覺。
范達克利回不去的，究竟是家園，還是罌粟花般太快凋零的、記憶裡的童年？
1972年，父親下定決心帶全家搬往自己留學時熟悉的法國，但母親自小在法國成長，極不認同回到那塊早已令她失望的土地。《伊拉克的罌粟花》裡，我們看見母親穿著圍裙、將飯菜擺上桌，靜靜聽范達克利嚷嚷：「我投老爸一票，我們去法國。」又靜靜地聽父親摟著肩膀、試著安定她：「等伊拉克變好，我們就回來。」
范達克利說，老爸的如意算盤是，等時局變好，就能夠回到伊拉克。
她回憶，1989年10月，兩伊戰爭結束的1個月後，是她最後一次回到伊拉克。她以為戰爭結束，可以更常回去了。「離開的前一天晚上，我的心揪成一團，但我還是跟大家道別，說我們很快會再見的。」不到一年，海珊侵略科威特，引爆波斯灣戰爭。
老年的父親，記憶一次一次錯誤。老年的母親，開始述說以往始終三緘其口的童年。堂表兄弟姊妹們，近年來都陸續搬離了伊拉克。「接著，那些偏執狂（Daesh，阿拉伯國家對伊斯蘭國的貶稱）進入了我出生的摩蘇爾──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和伊拉克曾有的關係，再也回不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