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的過程中,她有太多難過的事,父母,丈夫,女兒,族人,伯特利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家庭,聊到深刻時她會流淚。此刻她沒有流淚,但顯露的難過,卻更為深刻複雜,彷彿有人突然關上了燈。
為什麼難過?是因為歧視?偏見?被貼標籤?還是無力感?我沒有問。我也沒有與她討論怎麼樣才是貧窮。我在問錢,問伯特利每個月的開銷,老師們的薪水,家長奉獻多少,教授族語的鐘點費,補助的預算。這一刻我像是最現實的商人,在計算著他們的價值。
談到伯特利面臨斷炊的時候,我問她怎麼做?她說祈禱,然而祈禱真的有用嗎?我不敢問這一句。她確實撐過來了,二十八年,帶大的孩子,有的成家立業,有的重演上一代父母的悲劇。有的孩子還來不及長大,離開伯特利後,再收到消息已經過世。
她是傳道人,孩子的喪禮,她去,孩子父母的喪禮,她也去。她選棺木,挑骨灰罈,祈禱讀聖經禮拜。她照顧過一千多個孩子,是不是也能換算出:她見過一百多個死亡。很可能還不止。
1997年,親人的過世加上伯特利開銷的壓力,她崩潰自殺未果,四年期間,她的內心陷入黑暗中,憂鬱,但因為傳道人的身分,她不能吃抗憂鬱的藥物。她怕被笑,於是半夜開著水龍頭,掩蓋她的哭聲。這時候丈夫謝一平成為她的倚靠,照料一切,送她到神學院繼續進修。我問謝一平為什麼送神學院?他說:「她必須成為真正的傳道。」當時的她不能為這些伯特利的孩子施洗,她過世的弟弟們也沒受洗,對於傳道人來講,何其諷刺。
今年,她封立牧師的論文已然完成,即將成為牧師。談起這個,她說這不是為了地位,更不是名利,而是希望讓孩子受洗,靈魂有個歸所。然後,她又談到貧窮:「我的心中沒有貧窮的概念。」有,就給予,有需要,就幫助,至於欠缺的時候呢?
她說:「上帝買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