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事件爆發後兩週， 3月14日，檢察官王育霖被6個身穿中山裝的軍人，從台北七條通的住家帶走。那年，長子王克雄兩歲，次子王克紹不滿3個月。
70年後，他們已是灰髮斑斑的老者，還是努力蒐集父親年輕時在報紙、校刊發表的文稿，企圖勾勒父親的樣貌。長大後，他們才聽母親陳仙槎講起那一天發生的事。3月14日下午，6個軍人進家要押走王育霖，陳仙槎懷裡抱著兒子，急忙問：「沒做壞事，為何要帶走？」軍人用槍抵著她：「再往前一步，我就開槍打死孩子。」
228事件經過
1945年二戰結束，台灣宣布光復。國民黨政府派陳儀任行政長官，未料施政偏頗、官紀敗壞，又正值國共內戰，物資運往戰地，導致物價飛漲，民怨四起。1947年2月27日，專賣局人員在台北天馬茶房前查緝私菸，打傷女販並誤殺路人。2月28日，群眾示威遊行要求懲凶卻遭槍擊，死傷數人，點燃全台怒火。
各地仕紳組成處理委員會，希望解決爭端、實現民主自治，陳儀卻向蔣介石請兵鎮壓。3月8日開始，國軍先後從基隆與高雄登陸，開始鎮壓，至5月底完成清鄉行動。事件中犧牲的人數，至今仍有爭議。
特務嚴密監視 無人願意往來
陳仙槎出身大戶人家，王育霖則以優異成績在日本京都破例當上第一位台籍檢察官。光復後夫妻回台，渴望更民主自治的新社會，剛喜獲麟兒，怎料228事件引起國民黨對本省菁英的猜忌，致力司法改革的王育霖因此成為被整肅的對象。
王克紹說：「媽媽常說，那段日子，她抱著我不敢睡覺，因為只要一閉眼，就會夢到鬼要來抓走二個孩子。」陳仙槎在口述歷史中說，她時常夢見丈夫受了傷，欲言又止。為了尋找丈夫，只要聽到台北哪裡出現浮屍，她就不分日夜、背著孩子走路去尋找。有天晚上，她夢到丈夫指著一個圓圓的土丘說：「我住在那裡。」推測丈夫已死。事發半年後，陳仙槎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夫家台南，在法華寺為丈夫舉辦簡單超渡儀式。
陳仙槎總是告訴兒子：「爸爸是生病死的。」王克雄回憶，從小母親常在半夜偷偷哭泣，由於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出門買菜沒人願意來打招呼，還必須一直回頭看，拐進小巷躲躲藏藏。
「我中學時丟了一輛腳踏車，特務馬上牽了一輛要賣給我媽媽，特務一直在我們身邊，發生什麼事他都知道，我媽媽被搞得整天緊張兮兮。」王克紹也說：「從小同學不敢跟我們往來，學校老師或許都知道，他們看我的眼神，好像很惋惜。」
延續父親信念 堅定推動民主
陳仙槎不敢再讓孩子接觸法律、政治或文學，於是王克雄念電機、王克紹習醫。王克雄日後到美國念博士，也是為了離國民黨愈遠愈好，至少讓王家在海外留個根。「我媽媽太害怕了，我去美國後，有次回台遇到飛機誤點，留在東京一夜。媽媽等不到人，第一個反應是以為我被國民黨抓走了！」王克雄說：「小時候聽到媽媽用日語跟朋友講爸爸以前的事，大概知道爸爸是被國民黨所害，但不敢問，她也不講。」赴美後，王克雄坦言嘗到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加上閱讀黨外雜誌、禁書，讀到父親當年在《民報》上發表的批評政府言論，更加堅定要延續父親當年信念，在台灣推動民主。
228不能說的祕密、丈夫被帶走的恐懼，直到解嚴後，足足壓抑了40年，大約占陳仙槎人生中的一半。她今年95歲，每年的3月14日，丈夫被帶走的那一天，她仍會對著祖先牌位焚香紀念王育霖，這位消失在228中的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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