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德斯的電影《里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開場是錄音師溫特從混雜的報紙、信件、廣告裡，翻找出一張明信片，是署名佛雷茲的人寄來的：溫特，我需要你的幫助才能繼續，SOS，快來里斯本。
這部片的閱讀密碼是葡萄牙作家佩索亞（Fernando Pessoa）。不過，與其稱它是致敬之作，不如說是讀後感。正逢腳傷不良於行的溫特，不遠千里跋涉，抵達了里斯本。可是，佛雷茲卻不在家，住處東西都在，佛雷茲拍攝的影帶也在，周邊人物、鄰居也信誓旦旦說佛雷茲在等他來。
佩索亞生前並不以作家名志，多數時候，他幫外貿公司做書信翻譯，和卡夫卡同樣受役於人。生前只出版一本詩集，不過，被他收在一個箱子裡，塗寫各種文字的紙張，據說有上萬頁之多。他去世四十七年後（1982），葡萄牙圖書館將之整理出版，即是《不安之書》（The Book of Disquiet）。
這本書寫什麼呢？用《里斯本的故事》溫特對佛雷茲的暱稱：「垃圾影像搜集大王」，因為他拍盡里斯本自然風光、街道日常、各行各業、人的千姿百態、生活各種時刻，沒有次序、沒有邏輯。借本書英譯者說法，這本書「關於隨機印象」，是藝術家的「終身素描本」，「對鏡自視」。引佩索亞寫給朋友的信，是「夢境的自白書」，是「片段，片段，片段」，「陰影中總是浮動著神秘」，「複雜而迂迴地寫下去」。
這些敘述透露了本書隨性、無序、混雜，可字裡行間卻散發光采，形而上的思辨與詩意。它在台灣第一次登場，由韓少功選譯，題為《惶然錄》。所謂選譯，去除了文字之間的交叉與重複，強化其哲思、箴言性質；也去除佩索亞對寫作自我的懷疑與分裂，即經常被提及的「異名」概念。韓少功序言：「考慮到大多數讀者也許和我一樣， 是對佩索亞感興趣，而不是對有關他的版本研究更有興趣 。」
新近出版的《不安之書》，倒是不憚公開佩索亞的交叉與重複，附錄書信與筆記，更顯露佩索亞過多的煩悶、徒勞的思辨，還有嘲諷、說教的一面。在《里斯本的故事》，錄音師夜半翻讀佩索亞，老是伴隨擾人的飛蚊聲，事實上，閱讀佩索亞，反覆呢喃確實有幾分嗡嗡不舒服，讀多了還感到矛盾，一會兒質疑生命，一會兒歌詠自然，一會兒是耽於思考的精神貴族，一會兒是困於生活夾縫的辦公室職員，一會兒說表達是最重要的，一會兒又說寫下的文字毫無價值。
如何解釋這些情況呢？「異名」作為一種方法：創造不存在的寫者，讓他們承擔不同的敘述觀點。佩索亞在自序以小說技法描述他認識索亞雷斯（Bernardo Soares）的經過，把索亞雷斯寫成是《不安之書》的作者，而他自己只是受託保管、出版這本書。
除了索亞雷斯，佩索亞還虛構其他幾位人物，宣稱他們於不同時期，共同撰寫這本書。本書英譯者序，對此做了很多詮釋與推測。不過，歷經現代主義磨練至今，對解構等術語見怪不怪的當代讀者，或許未必在乎。佩索亞的《不安之書》，往遠說，可以聯想十七世紀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思想錄》，說近點，佩索亞筆下的里斯本日常，有前輩波特萊爾寫巴黎漫遊的味道，也有同代人班雅明寫柏林童年的靈光。帕斯卡精準反思，波特萊爾細膩辛辣，班雅明日常點石成金，這些不同筆法，加在一起本無不可，一個作者可能兼具多種個性，突如其來的靈感、衝動也是思辨常態，這些原因所導致的文體不端整，今天來看沒有什麼，不過，一百年前的佩索亞卻很在意，煞有介事給異名編造生平、職業、個性，簡直如同安排小說角色。
說到小說，佩索亞所處時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近代小說叙事正走向頂峰，作者駕馭漫長而繁複的時間、空間，人物描繪精細至極，企圖心推向史詩高度；小說意識強烈，是有用的文學。佩索亞的《不安之書》，單看和主流不甚相關，太多猶豫，太多懷疑，思路歧秀，但無用。不過，若是把幾個放進現代主義不盡然合適的名字：卡夫卡、波赫士，合併起來看，事情卻忽然有了另一種清楚。
佩索亞和卡夫卡幾乎是同代人。卡夫卡的「動物化」和佩索亞的「異名化」，都是心思隱藏。無法理所當然於自身思路的歧異，卡夫卡必須假託甲蟲、狗、地鼠等形象，來緩衝情緒與情節之怪誕；佩索亞稱呼異名為「我個性的殘缺版本」，故弄玄虛讓人以為他們是作者，好解決散文真實與虛構的兩難；比他們晚了幾年的波赫士，則善於催眠地，把世界置入夢、迷宮、圖書館，讓我們領教到幻想與知識的無涯。
多麼奇特，這三個心靈，在世界不同角落，不約而同敲打著現實文體的邊牆，摸索無人聞問的秘徑，盡可能接近、再接近事物的核心，將二十世紀初人類所經驗到新的生活樣態，新的疲憊、孤寂、以及無所依靠的困惑，表達出來。
他們比時代早走了幾步，非常安靜的幾步，在生前，他們都不曾對自己的書寫具有堅強的自信。卡夫卡說把稿子都燒掉吧。佩索亞把紙張收在箱子底。波赫士寫下沙之書，無始無終，找不到第一頁，也找不到最後一頁，不如把它藏在圖書館裡少為人知的角落。
回到《里斯本的故事》。等不到佛雷茲的日子裡，錄音師溫特沒閒著。他依循佛雷茲拍攝的畫面，踏查里斯本大街小巷，採集各式各樣搭配畫面的聲音，直到腳傷已經痊癒，終於在街上發現了佛雷茲。這個拍電影的人，正處於質疑影像的階段，認為愈是拍攝，實像離得愈遠，他迷失了對人們展示影像、說故事的方法，因此，他寄出那張明信片，期待溫特以聲音來把影像從黑暗中拯救出來。
溫特找到他的時候，佛雷茲已經灰心到把攝影鏡頭甩掛在背後，也就是說，不再通過人的眼睛，而讓機器直接錄象，拍到什麼是什麼，他聲稱這才是純粹的影像。
再沒有比這更多的絕望了。文學是無用的，佩索亞一輩子差不多是把文學置於無用之境。他把《不安之書》的紙頭，一直放進箱子裡。他不確定，總想力求清晰，自問意義，不斷否定，又不斷加添，在他去世之前，恐怕還沒找到使之成形的方法。SOS。溫特錄音留言給佛雷茲：不要真的瘋了。相信自己的眼睛吧。用你的心創造有價值的東西，帶有魔法的影像。溫特對這個朋友大喊：快走出來完成電影！
佩索亞沒有來得及完成《不安之書》，後世的圖書館，各種語言的翻譯者，或以不同方式做了措置，使它來到讀者眼前，不過，這些「參差不齊的思想和支離破碎的情感」，因而也就更袒露地發散著SOS的訊息：期待讀者是那個錄音師溫特吧，從自我內心採集聲音，把文字的靈魂從煩悶中拯救出來，那樣的時刻，文學應該是有用的。
本文作者─賴香吟
台南市人，畢業於台灣大學、東京大學。曾任職誠品書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曾獲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台灣文學獎、吳濁流文藝獎、九歌年度小說獎、台灣文學金典獎等。著有《其後それから》、《史前生活》、《霧中風景》、《島》、《散步到他方》、《文青之死》等書。小說《文青之死》獲得2017年吳濁流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