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還專欄〈為想像留餘地〉全文朗讀
蔡元培（1868-1940）是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部長，也是任期最短的教育部長。他只做了兩個月，可是他的教育理念卻影響深遠，「美育」便是他的遺澤。我國國民教育法明訂「國民教育以養成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其中德、智、體三目大概來自英國學者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甲午戰後嚴復讀了他在1861年結集出版的《論教育—智育、德育、體育》，深受感動，因而大力宣傳，呼籲以教育做為強國之本。後來梁啟超受到斯賓塞社會學──當時譯為「群學」──的啟發，認為中國人不懂得合群之道，才會受列強（甚至蕞爾小國日本）欺凌，於是在三育之外加上「群育」。到了民國元年，蔡元培以教育部長的身分再捻出「美育」，這個想法可以上溯至18世紀末日耳曼詩人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
所有其他的知覺形式都使人分裂，因為它們不是基於感官，就是基於知性；只有對於美的知覺才使人成為一體，因為他的兩種本性都必須與美協和一致。
這段話用柳宗元的文字翻譯，也許更容易明白：美感使人「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簡言之，美感使人超越塵世、現象界的羈絆。這也是蔡元培後來主張以美育代替宗教的理據。
然而在五育中，美育最難實施。別的不說，分辨美醜有時雖然不難，「什麼是美？」便是大哉問了；更不要說有時美醜言人人殊。而上美術館、聽音樂等美育實踐，往往揭露的是美感的個別差異。此外，每個人還必須以語文表達自己的經驗，師生才能相互印證──那可是必須鍛練的技能。至於美育的價值，根本難以考核，因為我們聽過的說教往往邏輯與結論全是想當然耳，例如前引席勒的話。
藝術創作力與藝術鑑賞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有很大的起伏
因此有些科學家揭櫫神經美學（neuroaesthetics）的旗號，結合認知心理學與神經科學，尋繹美感經驗的神經網絡，以及藝術如何激發情感之類的大哉問，為美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思想、研究資源。一開始，學者利用大腦掃描儀器，的確發現了與審美經驗相關的大腦區域，例如音樂、繪畫引起的美感，似乎是前額葉特定皮質區域（OFC）的功能，已知它涉及與情感、報償有關的選擇。因此對於「美是什麼？」這個皮質區可算客觀的答案。
神經美學對於美感的個別差異也提供了睿見：因為人腦的個別差異非常大。過去兩百萬年，人腦的演化速率非常快，腦容量增加了三倍。演化速率快的結構，變異性最大。難怪藝術創作力與藝術鑑賞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有很大的起伏。
可是最近發表的一個假說，與美育直接相關，特別值得關心教育的朋友注意。話說去年三月，英國皇家學會的生物學報刊出一篇論文，引起了學術辯論，勢頭方興未艾，甚至招徠大眾媒體的注意。論文作者是倫敦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朱莉亞（Julia F. Christensen），主旨是：藝術創造的愉悅可以培育健康的「選擇行為」（choice behaviour）。
追求愉悅與追求意義都能讓人覺得幸福
首先，朱莉亞指出現代生活的一個明顯特徵就是追求愉悅（pleasure）。表面看來，這個說法平淡無奇。但是她的意思是，由於價值觀的變化，以及工具的便利、價廉、又多樣，我們越來越容易獲得愉悅，無論食、色、藥物、電玩、手機等。後果是，我們也越來越容易沈迷於因而得到的愉悅。結果神經系統受到影響，使人在面臨選擇時傾向為愉悅而愉悅，無法對可能的選項做清明的思考，以朱莉亞的話來說，就是無法做出「健康的」選擇。
接著她指出，追根究柢愉悅感只是演化出來的學習訊號，目的在強化與生物需求有關的行為。換言之，愉悅只是行為的動機，而不是目的。為愉悅而愉悅，其實是「上癮」行為的特徵。另一方面，心理學的研究早就發現，雖然追求愉悅與追求意義都能讓人覺得幸福，融合愉悅與意義的努力才能帶給人圓滿的感受。
而大腦中與情感、報償有關的邊緣系統（limbic system）有兩個網絡與選擇行為特別相干，一個是A系統，追求立即的報償；另一個是I系統，處理與身體過程相關的內部資訊，著眼於未來的報償與福祉。耽溺於立即的感官愉悅的人，往往A系統越發敏感，I系統越發遲鈍，他們的選擇行為因而不健全、不得體。更麻煩的後果是，耽溺導致的癮頭根本剝奪了選擇的自由意志。
真的有「沒有意義的」愉悅嗎？
最後，朱莉亞提出「藝術假說」，指出以藝術加強A系統與I系統的聯繫是可能的——證據之一是音樂家、舞蹈演員對於自己的內在狀態有比較準確的判斷。朱莉亞過去學過舞蹈，這個結論無異夫子自道。
對於這個假說，今年3月下旬同一份學報刊出了一篇正式評論，兩位作者分別在西班牙、丹麥的大學任教，其中之一（Marcos Nadal）還是朱莉亞的舊識。評論主旨聚焦於朱莉亞的基本假定。朱莉亞主張藝術作品引起的愉悅，與食、色、藥物、電玩等引起的愉悅，有高下之別，兩者的差異在意義之有無。可是真的有「沒有意義的」愉悅嗎？講究口腹之慾、享受魚水之歡怎的就「沒有意義」呢？事實上，創造意義是人類認知能力的最大特徵，也是人文創制的驅力。藝術作品的意義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內在於線條、形狀、色彩，或者旋律，或者身體的屈伸俯仰。欣賞藝術的能力是教養的產物。
根據評論者，「藝術假說」的致命傷在於：已知的大腦機制並不支持朱莉亞的兩種愉悅觀。所謂的基本愉悅（食、色）與高等愉悅（金錢、藝術、助人、宗教等）涉及的神經機制是重疊的；所有的愉悅似乎都來自腦子裡同一套快樂系統。評論者強調那是神經科學的事實，而不是個人意見。引起新聞記者注意的正是這一點：自1990年起，認知神經科學便是流行文化中的顯學，學者怎麼會連這麼基本的事實都沒有共識？
美育的理念仍有論證的空間
根據紐約時報記者的報導，面對這個問題，學界可分為三派，一派主張藝術引起的愉悅與其他種類的愉悅都來自同一神經機制。第二派支持朱莉亞。第三派則聳聳肩，說不知道，或者根本不在意。
不過，藝術的愉悅，或說美感，涉及的不只是神經科學的事實，而是我們對於自己的理解，以及了解人的理想方法，因此科學家（或科學界）無論如何都得有個說法，以嘲諷、虛無的態度面對並不恰當。畢竟研究的金主是納稅人——現在沒有人拿自己的錢做研究的。
這場交鋒至少提醒了我們，美育的理念似乎仍有論證的空間。
作者小傳─王道還
台北市出生，從小喜歡閱讀，但是從未想過寫作，因為小學五年級投稿國語日報兩次皆遭退稿。大學三年級起意外接到翻譯稿約，以後寫作亦以翻譯為起點（意思是抄襲）。
在思想上，對於「思考」產生全新的認識，是在高二暑假讀了《西洋哲學史話》（台北：協志工業出版）、《相對論入門》（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兩本書。從高一起就對演化生物學發生興趣，後來以生物人類學為專業可能並非偶然，可是對科學史、科學哲學的興趣從未間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