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講的開始，Sheryl詢問在場的2800餘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是否確切地知道他們未來的職業生涯規劃，有不少人舉起手來。
「這真令人印象深刻，」她說，「曾經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從事什麼或貢獻什麼。如今的我可以向馬克祖克柏尋求幫助，可是在當時，他還在上小學呢。」
事實上，Sheryl回憶道，她當時只確信一件事情：不想進入商業或科技領域。
「事情不會總按照我們預想的軌跡發展，」她說。「但是年輕時的篤定又何嘗不是一種珍貴的特權呢？」即便生活給了我們另外一條不確定的路線，我們也能從過程中學到很多寶貴的東西。
Sheryl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印度的麻風病治療中心工作。雖然人類已經征服了麻風病，但是這種疾病帶來的恥辱感依然存在，患者寧願忍受病痛折磨，也不願被別人看見或尋求治療。
「於是醫護工作者用當地語言創作了歌曲和戲劇，通過社區巡迴演出的形式說服患者走出陰影，」她回憶說。那一刻，Sheryl明白了，人們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和最大的機遇無關乎技術，而是在於人性，或者說科技更多的是要以人為本。
無論是否具備技術背景，每一名MIT畢業生都應該明白：科技是人類創造的，是人類用來創造更美好生活的工具。「在互聯網時代，一句話或者一張圖片就能夠激勵數百萬人。人們的善舉是一種非凡的力量，例如爭取性別平等，反對種族歧視和抵抗性騷擾。」但是，Sheryl補充說，「它也武裝了一些壞人，因為總是有人不懷好意。」
面對這樣的挑戰，她認為有三條路可走：因畏懼挑戰而退縮，因盲從科技而冒進，或者開闢第三條出路—成為清醒的樂觀主義者。在通曉人性善惡兼備的前提下，我們依舊滿懷善意的創造和使用為人類生活謀求福祉的科技，用平等、民主和真實來對抗仇恨、暴力和欺騙。
「這與Facebook最近面對的挑戰相似，」Sheryl說。「Facebook能有今天的成績我很驕傲。但是我們沒能看到所有即將到來的風險，而且我們沒有盡全力去阻止它們發生。」
「吃一塹，長一智。面對自己犯下的錯誤，你要努力的改正它們，更要加倍努力地保證不會有第二次。這就是我正在做的事情。如果你能感覺到這個過程艱難，漫長而又痛苦的，那麼你就是在成長。」
事實上，在Sheryl看來，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人類與科技的關係也在演變。作為科技從業者，所肩負的職責不僅僅是研究技術，更是要保證科技始終服務於人類。作為科技從業者，僅僅有一個好的想法是不夠的，更是要知道何時要阻止一個壞主意。「工具不分善惡，而是工具的創造者和使用者決定了它的善惡。」
「我們正處於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在座的每一個人，你們將會成為時代的塑造者和世界的弄潮兒，」Sheryl鼓勵MIT的畢業生投身於讓世界變得更加美好的事業之中。
在工作之中，除了進行「我們能不能？」一類的創造性提問，還需要進行「我們應不應該？」一類的道德性提問，因為技術是否應用得當的爭論永遠不會停止。「這就要求我們在創造技術的時候，懷揣正確的價值觀和意識，」她說。「最好的辦法就是提升創造團隊的多樣性，聆聽各式各樣的聲音和觀點。」
Sheryl認為，科技領域依舊缺乏多樣性，最新的技術依舊包含最老舊的偏見，因此「我們的雙眼被蒙蔽了，無法阻止壞事的發生。」
「溝通是解決這一挑戰的關鍵，」她解釋道，「試圖瞭解和傾聽別人的觀點、思想、信仰和生活環境等等」，這些都有助於讓科技更好地服務人類，以及構建一個更加和諧的工作環境。
最為理想的情況是，性別和種族歧視不復存在，工作和家庭無需取捨，每個人都受到足夠的尊重。「即使你是剛入職的新人，你也有足夠強大的力量阻止不平等的事情發生，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面對即將步入職場的MIT畢業生，Sheryl強調。
人們需要科技來解決棘手的問題和挑戰。Sheryl相信，科技從業者一定是樂觀主義者，因為他們在嘗試史無前例的事情時，總會有人跳出來說「這樣是行不通的」，然而他們依然相信自己的能力，篤定前行。「建立一種樂觀而不盲目的精神，才能清晰地瞭解自己要創造的技術，以及它應盡的使命。」
在演講的最後，Sheryl提醒MIT畢業生，「如果你擔心一項技術會造成不良影響，那麼你可以向不同領域的專家請教，仔細研究潛在的風險和優點。如果最終發現風險可以控制，那麼即使前方充滿了不確定性，也要堅定地繼續走下去。」
「我希望未來的你們可以利用知識和影響力，讓科技更好地服務人類，以人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