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個血淋淋例子，就是2014年巴西世足，因為巴西人不滿當局為了舉辦世界盃砸下110億美金，興建日後可能再也用不到的巨型場館，以至於賽前和比賽期間到處充斥抗議場面，隨著轉播鏡頭呈現在全球觀眾面前。這種負面宣傳顯然被足總官員視為一大失策，因此在接下來的主辦國選拔中，分別把2018與2022年的主辦權交給了俄羅斯與卡達。
俄羅斯總統普丁從2000年掌權至今，名義上是民選政府，實為一言堂，恣意打壓異議人士，羅織罪名監禁政敵；而阿拉伯半島上的卡達則是君主專制，不僅缺乏言論自由，人權觀念落後，當地南亞移民工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也屢遭人權團體撻伐。國際工會聯合會更估計至少有4,000名移民工死於世足場館興建的工殤事件。
當然，除了面子問題，國際足總也必須考慮主辦國的其他條件，例如2026年的主辦權最後加拿大、美國、墨西哥一起拿下，就是因為這3個國家硬體設施完善，毋須再費心增設場館。但不可否認的是，政治從來都是FIFA考量主辦權的因素之一，而歷代的政治人物，也處心積慮的把體育賽事收編為自己的政治籌碼。
1978年，阿根廷政局瀰漫在白色恐怖氣氛當中，但軍事強人魏德拉仍強硬主辦世足，並在歐洲隊伍威脅杯葛的混亂當下，拿到了阿根廷史上首座世足金盃，成功轉移了外界對魏德拉殘殺異己的批判和質疑。二次大戰之間的義大利法西斯政權，同樣也是藉由主辦世足賽，達到鞏固權力和宣傳國威的目的。
「自古以來運動一直都很政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Szymanski認為：「我不明白為何很多人總要堅持運動與政治無關。」
Szymanski教授認為，政治人物在爭取主辦權時，最常提出來的理由之一，就是舉辦世足賽可以「振興經濟」。但從過去數據分析，世足帶來的經濟效益往往是曇花一現，並且與賽後蚊子館形成的浪費相互抵消。
另一方面，許多研究結果都顯示，世足賽真正可驗證的正面效益是令主辦國人民覺得「開心」。民心振奮，自然對領導人心悅誠服，這種體育賽事在政治面形成的「溢出效應」，或許才是各國政治人物汲汲於大型賽事主辦權的背後算盤。
資料來源：How Stuff Works, These Football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