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鑄字行是印刷產業裡的惡霸，我們要漲多少錢，下游產業通通都會被影響。」日星鑄字行的張介冠老闆說這句話時，一點也沒有凶惡的神情，淘氣地笑到讓皺紋都聚在一塊。現在活版印刷在台灣幾乎絕跡，鑄字行當然也沒有下游產業了。全台灣只剩下這家鑄字行，他想關門都不行。
68歲了，日星鑄字行老闆的張介冠，仍跟當年做學徒一樣，每早8點前報到，下班的基準是「事情要做完」。問他約平日還是六、日採訪好？他笑一笑說沒有差別，因為週末也在鑄字行度過。17歲的他，隨著父親張錫齡創辦日星鑄字行，高職還沒念完就進入印刷產業。父子日夜輪流工作12小時，最高紀錄曾24小時鑄10萬字。
以為他對鑄字一見鍾情，苦也甘之如貽，但問他以前跟父親工作時，有沒有快樂的回憶？他沒遲疑就答：「沒有。」對他而言，進入到鑄字印刷業不是他的選擇，「在那個年代，長輩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早期就只是一份工作，是我父親的事業，沒有喜不喜歡的問題。」
張介冠回憶起他跟嚴厲父親工作的回憶，搖搖頭說，「我最大的缺點，就是對什麼都太好奇。」當過車床學徒的他，對機械了解甚深，趁父親外出跑業務的幾小時內，就能把一台精密的鑄字機拆解再組裝。因為喜歡聽音樂，便自己買電阻、電容組裝音響，甚至自組發報機，在戒嚴時期引來警察上門關切。「我想我父親都看在眼裡，但他的原則就是，有本事玩就要能把工作做完。」
在活字印刷最興盛的1960-1980年代，報紙、小說、收據，都得透過活字排版印製，張介冠說同業有老闆，起床就開始數鈔票，到睡覺前連前一日的營業額，都還沒數完。還沒來得及陪張老闆回憶榮景，他的眼神就略往下垂。電腦技術讓活字印刷產業猝不及防，一人在鍵盤上敲敲打打，就能取代鑄字、撿字、排版、拆版等繁複的步驟和人力。短短10年，台灣的活字印刷業就奄奄一息。
1985年，張介冠眼看台北的鑄字行一間間關門、出售，「我知道這個產業已經沒有未來了，但只要還有一家廠商需要鉛字，我們就不會關門。」彼時他才30多歲，並不急著退休。
同業苦等零星的客人，張介冠則忙著開發新業務。1988年，他引進一台三菱的照相製版機，比兩台營業用冰箱併起來還大。儘管交貨時，廠商特別提醒張介冠，「什麼鈕都可以動，就是這顆鏡頭千萬別動。」他仍依著對機械的好奇心和對攝影的了解，「那顆不能動的鏡頭，就是調光圈的地方，只要快門秒數抓準，沒有什麼不能動。」
為了保存鑄字行，張介冠一人全包製版業務。別人製版是有拍就好，反正一張公定價格就是30元，他卻嚴格要求色彩、齊邊，前3年耗費30萬元的板材，才研究出別人無法突破的製版技巧，甚至將攝影的暗房搖黑卡，套用在照相製版上，「不只這樣，我還發明搖白卡，讓暗部的層次更豐富。你聽過誰製版會搖白卡嗎？」他曾3天3夜沒停歇工作，嚴重胃痙攣時沒病假，一手抱肚伏在地上，要按下照相鈕時，才勉強起身幾秒。
不知不覺，他發現自己傳承了父親「事情沒做完絕不休息」的水牛精神。終才領悟，保存鑄字行已經從一份工作，變成一份志業。「成功拍出別家都製不出的版，會很有成就感。」曾有一位客人的稿到他手上，曝光12次才製好。過去同行競爭激烈，領域性非常強，日星原本只服務台北市北區和東區的客戶，但張介冠照相製版的口碑傳出後，東到宜蘭、北到瑞芳、南到苗栗都有客戶來排隊，連日本原廠商都派人來考察。張介冠感性地說，「是這台照相製版機，陪日星度過經營最慘淡的時光。」
如今30年過去，照相製版早已被新的數位技術取代。為了要全心投入銅模字體修復計畫，張介冠今年9月，特地為照相製版機舉辦10場Goodbye導覽，日本三菱總公司的人也特地來台灣頒發感謝狀。最後一場導覽時，張介冠在製版機貼上「屆齡榮退」4個字，感謝這位老朋友與他的革命情感。
至於他自己呢？我們去採訪時，老闆娘特別在門口提醒：「別讓老闆太晚回家，他今天搬了幾百公斤的鉛字。」這些年來，張介冠為了讓日星能轉型成活版印刷工藝館，從鑄字、搬運、研究字型、訓練員工、字型小聚到導覽，他樣樣自己來。
「我現在看到這些字架，都還能看見我父親不停工作的背影。如果我有能力把鑄字行留下來，也代表對父親的一種懷念。」張介冠聲調越降越低，眼光聚焦回到50年前，他跟父親也是在同一場景的工廠工作。沉默一會後，他又露出那個美麗紋路的篤定笑臉，「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麼時候，但只要還有能力繼續的一天，日星就會堅持下去。」完全不像要屆齡榮退的樣子。
採訪後記
採訪當日，剛好遇見張介冠的日本老朋友，是DynaFont的資深字型設計師小畠正彌。對方感慨地說，在日本還關心字體和鑄字的，都是年紀大的老師傅，「張老闆很幸運，在台灣仍有年輕朋友，跟他一起為保存活字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