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18年一個蓋洛普民調，18-29歲美國年輕人當中對社會主義持正面評價的比例維持在穩定的51%，但是對資本主義有正面評價的比例，則從2010年的68%降至45%。
2020年的美國大選，目前民主黨表態有意參選已經有20人，其中許多人對資本主義改革都提出強烈的意見。參議員華倫曾提議拆解大企業並對資產超過5000萬美元的個人課徵「富人稅」。考慮以獨立身分參選的前星巴克執行長舒茲也提到「資本主義越來越嚴重的危機」，同時質疑其他參選人缺少和他一樣的企業經驗來做出改革。季盈利指引、股份回購、金融交易稅，這類過去選戰激不起火花話題，如今成為問鼎白宮者朗朗上口的話題。
以建立更公義的市場為宗旨的慈善機構公正基金（Just Capital）執行長惠特克說：「我認為恐懼確實存在，因為討論提高稅則、企業規範、企業改革、以及箝制自由市場這類社會主義和左派思想，如今有了正當性。在企業界的私人電郵和討論裡都在探討這個問題，而且我想大家都認知到我們有很大的問題。」
得了吧，我當然是資本主義者！我相信市場，我只是不相信小偷。
前貝萊德經營總監佩爾認為，資本家們感受到的壓力來自於「巨大的不公平」讓選民們對自由市場喪失了信心。如今佩爾擔任「愛國百萬富翁」的主席，這個組織自嘲是「階級叛徒」，從2010年開始就為提高富人稅進行政治遊說。
佩爾說他們組織的訴求，在今年得到了更多的關注。因為「許多聰明人突然明白，美國許多處在中間階級的人們已經受夠了。資本主義制度要存續下去，就得設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甚至警告，面對社會不公平而高漲的民怨，資本家們別只想著保住體制，最好也想想如何自保。他說：「如果必須在乾草叉（pitchfork，普羅百姓起義的比喻）和課稅之間做選擇的話，我會選擇課稅。」
他認為，許多資本家目前提出的改革建議存在著資本家的「傲慢」（hubris）。比如說，狄蒙雖然支持提高個人所得稅，但過去也強力支持共和黨刪減企業稅的提案。他說：「如果你有摩根大通的股票，這當然很好。但是對大多數人並沒有好處。這像是說他們喜歡蓋學校和搭橋鋪路，但是他們希望付錢的是別人。」
企業大老闆討論如何改革不公平，最大的問題是討論必然會指向他們自己的財富。根據諮詢公司Equilar的統計，去年美國大型企業主管的薪水，是公司平均員工薪資的254倍，其中有十分之一還超過1000倍。在四十年前，主管薪水還不到員工平均的30倍。
「耶穌基督自己可沒有他平均員工500倍的薪水。」
改革的另一個問題在於企業界本身對於改革仍沒有一致的看法。
戴爾電腦的總裁戴爾對富人提高課稅的主張就有不同意見。他在達沃斯的研討會上說，他比較信任自己的慈善基金會，而不信任美國政府來分配他的財富。
感應器和軟體製造商，市值達100億美元的Cognex公司主席希爾曼，則對華倫參議員的「負責任資本主義法案」主張大企業主管考慮所有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利益，而不只是考慮股東（shareholders）的說法不以為然。他說，「過去四十年來，自由市場對Cognex和它的股東而言，一直運作良好。為什麼要改變？」
麥肯錫顧問公司的巴頓（Dominic Barton）2011年在《哈佛商業評論》的文章曾呼籲企業領導人要處理金融危機所暴露的失敗之處，才能避免資本主義體制與公民之間的社會契約破裂，導致「無法預期且損害嚴重的後果」。他提醒企業領袖他們可以自己來改革資本主義，不然「政治手段和憤怒民意的壓力」會來幫他們改革。
如今他認為，改變雖然不夠快，但是大家至少認知到改革要加快腳步。英國脫歐和川普當選的民粹風潮，讓體制內的資本家了解到他們不改不行。他相信，資本家由內而外的改革仍是可行的，不過過程仍會顛簸崎嶇，而且過程中還會有更多民粹式的運動興起，「因為人們已經受夠了」。
參考資料：Financial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