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歲的台大經濟系助理教授蘇軒立算是人生勝利組，台大畢業後考取獎學金赴美攻讀學位，拿到博士後，又順利回台大任教，婚後家中有三個小孩，人生理應無所煩惱。
「小孩出生後，一哭鬧，我脾氣就『牙』起來，會吼小孩，甚至有打的衝動，但我太太會阻止。」老大和老二都怕他，認為爸爸很凶。為了改善關係，他讀教養和情緒管理的書，書上說的道理和原則，他都明白，但等脾氣真的上來時，卻依舊無法控制自己：「為什麼我太太做得到，而我卻一直做不到？」
他開始從自己的成長過程找答案，因為自己對待孩子的方式，正是複製上一代教養他的模式。他出生自高雄，有一個哥哥，母親是公務員，父親做過廚師、開過餐廳、當過代書。舊照裡是他剛出生時，父親抱著他到阿里山旅遊時的合照，明顯看得出來，父親比別人還老，那年父親44歲。
「我常問爸爸，為何你這麼晚才生我？」父親總是顧左右而言他，家人都叫蘇軒立讀書就好，不要問這麼多。自小，父親常和一些單身的叔叔伯伯往來，他開始在大人的談話裡拚湊出一點真相：「我父親應該是政治犯，那些叔叔伯伯就是牢友，但我奶奶、大伯、姑姑們都不談這件事，我也不知道詳細的狀況。」
幸運的是蘇軒立成長的時代已經解嚴，社會風氣也相對開放，「學校沒有人知道我是政治犯的家屬，也沒有監控，連出國念書也沒有阻礙。」說起來，成長過程最大的困擾，是父親暴躁易怒的個性，只要一點小事就打小孩：「我哥很乖，但我很叛逆，會反抗，就被打得很嚴重。」吃飯沒坐好、沒有準時睡覺、愛頂嘴、偷跑去打球…各種理由都可以是挨打的理由：「三天大概就會打一次，有時候因為會反抗，我會被壓在地上打…一直打到我高中。」
蘇軒立從來沒有懷疑過父親教養的方式，也沒有懷疑過父親對他的愛：「我爸其實對我比較偏心，什麼事都叫我哥要讓我，有什麼好吃的都會留一份給我，沒有給哥哥。」只是挨打的情緒混雜了矛盾的恐懼：「通常一個父母是小孩恐懼時的避風港，但避風港若是家暴者，你就會很矛盾…他明明是愛你的，但同時你又很怕他。」
直到上了大學、要出國念書了，父親才願意多說一些自己受難的經歷。父親名為蘇鎮和，是施明德的國中同學，國中時曾經到施明德家裡吃飯聊天。1962年蘇鎮和念東吳大學一年級時，施明德因「台獨聯盟案」入獄，施明德國中同學有一半都被提訊，只因為國中時聚會吃飯的蘇鎮和被捕入獄，關了12年。
他回想父親在那個年代應是充滿不得志：「那個年代的大學生很值錢，他本來有很好的前途，出獄後，什麼專長也沒有，只能去做餐廳，我小時候家裡就是賣排骨飯的。」好不容易成家，要養大二個小孩，父親拚了命找各種方式讓大家過好日子：「他應該有創傷後症候群，所以只要有一點小事不是他能控制的，他過去的創傷就會被喚起，整個人就無法控制脾氣。」
「我爸算是很幸運，結婚生子，有家庭，他那些難友80幾歲了，還是單身一人，我爸常去看他們。」當自己有小孩時，他開始明白，像父親這樣受過傷的人，是很難跟家人發展出親密關係：「他跟我媽感情也不好，跟我們也不會談心事，連我現在帶孫子回去，他也不懂得怎麼跟小孩玩。」
即便父親已獲冤獄賠償，今年6月又獲促轉會撤銷罪名，白色恐怖可以是名譽問題，可以是賠償問題，可以是正義問題，但我們常常忽略，那也是一場世代的心靈創傷：「我爸已經79歲了，他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其實是心理受了創傷。」這也不僅僅是個人的創傷，也是一個時代遺留下來系統性的問題，蘇軒立舉了一個跨社會的研究。在一個愈是不均等的社會裡，父母愈容易傾向用威權的方式教養小孩，要求得到好學歷：「在一個社會強烈不平等的地方，學歷可以帶來翻轉、帶來的報酬愈大，而在一個比較平等的社會，學歷的報酬就相對沒那麼高，父母也會相對用開明的方式教養小孩，不一定要求得好成績。」
一個因不服從而受到處罰的父親，勢必會努力要求小孩服從，以免重蹈覆轍：「我爸跟他的難友很愛聊政治，但我小時候若要插話就會被罵，小孩子讀書就好，其他不要問。」
有了自己的小孩，像是受次回到自己的童年，心理治療常會用各種手段回到過去受創的場景：「我知道沒有時光機，不可能回到過去，但我現在面對小孩，還是容易生氣，每個生氣的時候，我也像是回到過去，我要告訴此刻自己，如果我像過去我爸那樣發脾氣，我的小孩以後就會變我現在這個樣子。」現在是自己的過去，現在也是小孩的未來：「我很累的時候，看到小孩吵鬧，還是管不住脾氣，但我有慢慢在改了，老大老二都怕我，但現在老三會黏我了，因為我已經學會不吼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