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歲的侯秀絨翻著舊照片，一邊說起往事：「阮堂姊妹常常說，整個家族就只有我最好命。」相簿裡的舊照是她十多歲時到相館拍的沙龍照，身上穿的衣服全是自己手工做的：「你看我做小姐就拍這種照片，就知道阮都免做事，全天四處𨑨迌。」
她出生於嘉義縣六腳鄉，父親在糖廠工作，家中還雇長工耕作大片田地，侯秀絨是家中4個小孩的老么，從小不愛念書：「小學畢業，阮阿兄載我去考初中，我坐在教室發呆，考卷一個字都不寫。」那個年代的鄉下女子，為了生活要北上工作當學徒、進工廠當女工，「孤女的願望」是這群女人的人生主題曲。侯秀絨完全相反，她活得像是一首輕快的老歌「青春嶺」。
「阮嘸呷過頭路，也免去工廠做女工，每天就騎單車跟查某伴去街上看電影，日本片、台語片都看。」唯一算得上正事是她四處拜師學做衫，但那也不是為了謀生，是為了打扮自己。24歲那年，媒人來說親事，是隔壁村一位地主的兒子，只說是在台北工作。
第一次見面，男子端坐在客廳，侯秀絨依禮俗拿香菸出來招待男客，二人只互看一眼，沒有說話。「阮看伊體格不錯，人生得也緣投，只是嘸知伊人安怎，脾氣、個性甘好？」由於雙方都是六腳鄉的地主，門當戶對，於是侯秀絨就嫁給這個不知道在台北做什麼頭路的男子，為什麼不問他的工作？「女人問這種事好像在挑剔什麼，很奇怪，那個年代是嫁好嫁壞，都自己的命。」
婚後，侯秀絨跟著丈夫同住在新店，她每天看丈夫穿著軍服出門到附近的「清風園」上班，裡面常有阿兵操練聲：「阮才知影，伊應該是在軍中做工作。」但做什麼工作？丈夫都說不要問。
婚後，侯秀絨生了二女二男，一張舊照裡，長女剛出生，一家三人在住家附近的碧潭合照。小孩稍長，侯秀絨穿著及膝的貼身旗袍帶著小孩，在西門町合照留念，手上還提著逛街的戰利品，一副辣媽的模樣，但舊照片裡就是沒有丈夫的身影。
41歲那年，丈夫開始外派，先後到泰國和南非工作，一次2年，前後陸續待了8年。「我們都不能通電話，也不能去國外找他。」有次親戚到泰國觀光，一時興起，順道到大使館要見他先生，現場被拒後，侯秀絨在台灣馬上接到情報單位到警告，要她不准跟別人提起先生的工作和行蹤。
侯秀絨住了大半輩子的新店下城社區，也住了很多像她這類的電信情報員的眷屬，這個社區不遠處還有軍中監獄和槍決場。有些居民還記得小時候不時聽到槍決的聲音，有些大膽一點的小孩還會去撿槍決子彈殼換麥牙糖。家中沒有男人，社區又偏僻，小孩生病發高燒，這些單打獨鬥的媽媽們常常要一個人揹小孩走上一個小時的路、再搭車進市區看病。
直到結婚後多年，「我有次叫阮尪，伊沒聽到，我罵伊：汝係臭耳聾喔？」沒想到先生帶著開玩笑的口吻坦白：「阮真的是臭耳聾。」原來，他在清風園裡負責監聽軍事電波的情報工作，聽久了聽力受損，需要近距離才聽得清楚，侯秀絨才明白丈夫的工作。
他的丈夫家中務農，畢業於嘉義高工化學系，畢業時一群同學報考情報單位，約有十多位同學錄取，南部小孩就揹著一卡皮箱到坐火車到萬華，沿路問人才找到位於新店的清風園。侯秀絨說：「當時有很多南部小孩在裡面工作，有些受不住壓力，就辭職回鄉下了。」清風園距離她的住家僅有數百公尺，對她而言那個地方也很神祕：「週末會放電影，我們家屬可以進去看，平日都不能靠近。」
丈夫55歲退休，侯秀絨才發現丈夫說了一口流利的泰語和英語，謎樣的男人因為語言能力退休後還到民間公司管理泰勞：「那個年代的男人都會臭幹六譙，我沒聽過他罵過一句髒話，也不會像我打小孩。」兩人結婚多年，丈夫什麼事都順著她，少數生氣是人在國外時，僅能以信件連絡家人：「我們每週通信，可是我不太會寫，有次偷懶沒寫，他很生氣寫信回來質問我為什麼沒寫。」
雖然到現在，侯秀絨仍不清楚丈夫的工作內容，但她卻從不擔心。她有好幾本相簿，全是丈夫在國外時的獨照：「他以前寫信回來，都會附照片，告訴我去看了什麼景點，吃了什麼東西…。」丈夫的信沒有太多肉麻的情話，只是把身邊能說的一切細細交代了她，讓她彷彿就身歷其境，陪在身邊。
年輕時，先生不在身邊；年老時，先生又早一步先走，侯秀絨語氣有些低緩：「人要走，你留都留不住…現在也很少夢見他了，也好啦，我叫伊去遊世界…不必回來相找。」她說現在不會想哭了，只是有些事還是碰不得，好比：「伊以前寫的信不敢看，看了怕會哭喔。」那是丈夫留下來最深情的痕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