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歲的戴蒙過去作品經常透過人類學、演化生物學等角度觀察人類歷史和文明的演進。他在《金融時報》的文章裡提到，病菌過去一再改寫人類的歷史。幾千年前，瘟疫讓亞洲的草原民族帶著他們印歐語系語言大舉遷徙進入歐洲；稍後，大批北美原住民族因歐洲來的傳染病死於病床上－－可能比死於歐洲刀劍與槍炮下的人數還要多。
這些過去的傳染病，造成了軍事失利、貿易中斷、人口遷徙或消失，對人類歷史影響深遠。而這次的武漢肺炎疫情也對全世界帶來衝擊，一些國家的死亡和確診人數至今未見和緩的趨勢。不過，戴蒙認為，武漢肺炎病毒並未對我們人類這個物種的存活構成威脅：我們的經濟也許會受到重創，但是它終將回復正常，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它並不會像歷史上的一些傳染病一樣帶來軍事的潰敗、人口的崩塌、或土地的廢棄。
但是，戴蒙說，有其他一些威脅到人類存續的危機是目前真實存在的。它們可能消滅我們整個物種，或對我們的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造成永久性的損害，但是它們卻不像武漢肺炎病毒一樣，激發我們強烈的動機去預防和對抗它們，原因在於它們並不是即刻以親眼可見的方式戕害我們。成功處理這次的疫情危機，或許可以激發我們採取行動，對抗這些更重大的危機，這就是他眼中病毒將給人類帶來的希望。
戴蒙心目中我們正面對的重大生存危機包括了四個：核武的威脅、氣候變遷、對關鍵能源非永續性的使用（特別是森林、海洋資源、表土、淡水）、以及全世界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
戴蒙說，在這樣的背景脈絡底下，武漢肺炎危機所謂的正面作用，是它可扮演激發動機的角色。武漢肺炎的症狀是清楚可察覺的，它的原因毫無疑義是病毒引起的，它導致死亡的後果直截了當，沒有定義或度量上的問題。相對來說氣候變遷的後果無法簡單地判斷或是評量，但是它對人類損害卻比病毒要嚴重多了。
不過武漢肺炎危機能否發揮激發動機的好處，要看世人對這個全球性的危機是如何回應。戴蒙說我們可以從過去的國家如何處理國家危機得到一些指引。他提到他最近寫的另一本新書《大動盪》裡，建立了12個決定國家走向的預測指標（outcome predictors），它們反映一個國家因應國家危機成功的可能性。其中重要的指標包括：承認危機存在的事實、承擔責任並採取行動、以及誠實的自我評斷。
他舉了日本的例子，十九世紀黑船事件打破了日本的鎖國，日本認知到自己的弱點，採取行動，誠實自我評斷自身的軍事力量，透過變法維新擠身強權之列。他說，如果全世界能聯合起來共同面對危機，如今的疫情可能代表全球合作的光明時代的開始。
參考資料：Financial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