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對全球社會帶來影響的疫情，究竟會讓人們更加謙卑看待死亡，還是更強化了我們延長生命的努力？
《人類大歷史》和《未來簡史》的知名作家哈拉瑞，最近在《衛報》的專欄討論這場疫情所反映的當今人類生死觀。
哈拉瑞認為，人類可以戰勝死亡的信念，形塑了我們的現代世界。相較過去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這是一個革命性新態度。
一直到近代晚期之前，大部分的宗教和意識形態多半把死亡看成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同時死亡也是賦予生命意義的重要來源。只有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後，生命的真正奧秘才會揭曉，你將得到永恆的救贖，或是永世的詛咒。沒有死亡的話，天堂、地獄、或輪迴不復存在，宗教也失去了存在的價值。
從古代的神話、聖經、古蘭經、吠陀等宗教聖典都告訴人們，以謙卑和優雅接受死亡的命運，死亡是更高等存有的安排，而非血肉之軀的凡人能夠參透或介入。
不過哈拉瑞指出，自科學革命之後，死亡再也不是神的敕令，它變成了一個技術問題。人之所以會死，不再是神的意旨，而是技術性的故障：心臟停止輸送血液，腫瘤摧毀了肝臟，病毒在肺部繁殖。至於造成這些技術問題的，則是另一套的技術問題。心臟停止輸血，是因心肌缺乏足夠的氧氣；癌細胞在肝臟蔓延，源於某種基因的變異；肺裡叢生的病毒，則是因為有人在公車裡打了個噴嚏。這之中並無玄妙的哲理。
於是科學家們相信，每個技術問題都有一個技術的解決方案。我們不用再期待耶穌的二次降臨，實驗室裡的幾個科學家就可以辦到。心臟有毛病，我們可以裝個心臟節律器或乾脆換顆心臟；惡性腫瘤肆虐，我們可以用放射治療；病毒在體內繁殖，我們試試某種新藥。即使我們無法解決所有的技術問題，但我們會繼續努力。人們不再思考死亡的意義，而是忙於延長生命。死亡已經從神學的領域進入技術的領域。
當然，在延長壽命的努力上，人類有長足的進展。過去兩百年來人類平均壽命從不足四十歲延長了近一倍。嬰幼兒死亡率的降低更是明顯。在十七世紀的英國，每1000名新生兒之後有150人在出生第一年就會死亡，只有大約700人能活著慶祝15歲的生日。如今，全球的兒童死亡率已經低於5%。
哈拉瑞說，人們在防護和延長生命如此成功，也因此讓我們的世界觀出現根本的改變。傳統宗教裡，來世（afterlife）具有重要的意義。不過十八世紀開始興起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對死後生命則不感興趣。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或是女性主義者死後會怎樣？我們細翻卡爾馬克思、亞當斯密、或是西蒙波娃的著作也不可能找到答案。
他說，現代的意識形態裡，唯一仍賦予死亡重要意義的或許只剩下國族主義。它承諾著為國家犧牲了生命的人，將永遠存在於集體記憶中。不過即使這樣的承諾也顯得曖昧不清，連國族主義者自己都不知該如何利用。即使是一些傳統的宗教，如今也開始把焦點放在今世的努力，而不是死後的天堂。
現今的疫情，會否會改變人類對死亡的態度？哈拉瑞的答案是，顯然不會；而且恰恰相反。武漢肺炎病毒可能只會讓我們更加努力保護人的生命。主流文化對於病毒的反應並不是順服、退讓，而是夾雜了憤怒和想要戰勝病毒的希望。
參考資料：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