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傳染病疫情在中世紀的歐洲爆發，人們當然也擔心生命的不保，也哀痛親人的死亡。不過當時主流文化的反應是順服和接受（resignation）。人們會告訴自己，這是神的旨意，甚或把它當成神對人的罪惡做出的處罰。上帝自有最好的安排，意圖用自身能力對抗疫情的人，只不過是徒然增加人類虛榮和自大的罪愆。
哈拉瑞說，如今人們的反應則是截然的對比。每當有災難造成重大的傷亡，不管是火車意外、高樓大火、或是颶風侵襲，我們傾向於把它們當成是可預防的人為失誤，而不認為它是上天的懲罰或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災難。要不是鐵路公司刪減了維安保養的預算，要不是市政府沒執行嚴格消防規範，要不是政府救災反應遲緩，這些罹難者生命就可以保全。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重大死亡的事件自動會成為司法訴訟和行政責任調查的理由。
我們對待瘟疫的態度也是如此。災難的天譴說已淪為偏激的宗教狂熱份子惑眾的說詞，而大多數則把傳染病的失控視為政府組織上的失敗。人們認定人類具有遏阻疫情所需的知識和工具，因此防疫失敗是人類的無能，而不是上帝的憤怒。
人們這次對武漢肺炎疫情的反應也不例外。儘管危機尚未解除，揪戰犯的遊戲卻已經開始，各國家之間、地方與中央之間、各政黨之間相互指控防疫不當的責任。
除此之外，疫情也讓人抱著巨大的希望。不過我們的英雄不是撫慰家屬傷痛，助死者安息的神職工作者，而是搶救生命的醫療人員，以及實驗室裡的科學家。哈拉瑞說，就如同電影裡的觀眾們都相信，超級英雄最後會打敗壞蛋拯救世界，我們也非常確定在很短的未來，實驗室裡的人們就會找到武漢肺炎的有效療法甚至疫苗，到時候可以讓這可惡的病毒知道誰是地球上真正的老大。
當疫苗真的問世，疫情已經結束，人們會從疫情中得到什麼教訓？我們可能做的更努力保護生命。我們需要更多的醫院、更多的醫護人員，儲備更多的呼吸器、防護衣、病毒檢測包。我們還得投資更多的經費，研究未知的病毒和新的療法。
不過，哈拉瑞說這或許不應是這場疫情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這場危機裡，我們真正需要學到的應該是謙卑。人類對於自己抑止自然力量的能力，不該過於自信。
當然，這並不是要我們回到中古世紀，一切聽天由命。即使是最傳統的宗教機構，如今也把信心寄託在科學而非它們的聖典：天主教教會呼籲信徒停止彌撒，伊朗不鼓勵民眾到清真寺，許多寺廟停止了公開的慶典儀式。
人類科學發展的能力越來越強大，但是我們不該對醫生保護所有生命中的災難抱持盲目的信心。每一個人仍需要面對個人生命的脆弱，終有一天人會死去，會有與至親至愛的人離別的時候。
哈拉瑞認為，過去人們或許把宗教當成一種防禦機制，把生命寄託在死後的來世。如今，人們有時會把科學當成新的防禦機制，相信醫學必然能找到拯救世界的方法。不過在信任科學防治疫情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承擔自己人生的責任，擁抱生命短暫無常的本質。
參考資料：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