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蒙提到，另一個重要的國家走向預測指標是「國家身分認同的建立與否」，它決定了一個國家的人民是否認知彼此共同的利益，願意團結起來克服危機。國家身分認同這一詞包含了許多不同的內容；有些國家有著共同的語言和文化；有國家有相同的歷史傳承和生活環境；或者，有的是有個共同的敵人。
他說，最後這一個因素在危機時刻顯得格外重要。日本偷襲珍珠港，讓美國人一夕之間被喚醒，有了共同的決心為國家做犧牲。芬蘭的關鍵時刻則是發生在1939-1940年對抗蘇聯的「冬日戰爭」，他們抵禦了強敵的入侵，維持了獨立地位。至於印尼這個擁有數千個島嶼、726種語言、四大主要宗教的國家，則是從對抗荷蘭殖民者的獨立過程塑造出對國家的身分認同。
美國、芬蘭、和印尼的例子都在外來的威脅之後採取了有目的性的行動。但是全球性的問題，在武漢肺炎出現之前，從未曾產生過與這些國家危機相類似的迫切感。過去從未有一個被普遍認定的共同敵人，可以團結全世界的人口一起努力。
戴蒙說，他所指出的四個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雖然對所有人都可能造成危害，但是過去每個國家多半是各自為政。例如巴黎氣候協議，即使在美國總統川普宣布退出之前，也無法有效解決問題。世界各國並未共同承認氣候變遷對自己國家的威脅，但只要有一個國家未盡到它的責任，就可能對所有國家造成傷害。
為世界性的問題找尋世界性的解決方式，在過去已有先例。例如1973年規範降低海洋污染的「防止船舶汙染國際公約」，1987年保護大氣臭氧層的蒙特婁議定書，或是規範全球經濟海域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這些解決全球問題的方式，是透過高層級的國際協議，一般大眾未必認知到所謂的「世界身分認同」（world identity）。而這次的疫情，或許是讓我們終於建立廣泛的全球意識，因為只要還有一個國家沒有成功克制疫情，其他國家就始終存在著疫情再度爆發的危險。
戴蒙說，在最理想的狀況下，武漢肺炎將展示另一個未來走向的預測指標，那就是從過往危機的教訓中，建立起信心去克服新出現的危機。例如芬蘭從冬日戰爭的勝利經驗，後來面臨蘇聯的威脅就有了團結對抗的更強烈決心。因此若全世界能合作解決目前疫情危機，或許將是未來全球合作的開始，我們會有更強烈的決心信念，對抗威脅人類生存的共同敵人。
參考資料：Financial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