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再啟蒙的年代》等多部著作躋身暢銷作家之林的哈佛心理學教授史迪芬．平克，最近在《鸚鵡螺》期刊，接受科學專欄作家巴澤爾（Robert Bazell）專訪，從文化角度探討美國人抗拒社交距離、反對口罩的心態。
他認為民眾抗拒公衛建言是部落主義心態，「我要和我的部落族人站在一起」。它不只是單純的從眾，還包括了道德因素。
他說：「這些人們把他們的部落，視為受到敵對陣營迫害或傷害的受害者。」拒戴口罩，對於不屬於這個團體裡的人，可能會感到奇怪，甚至對他們心存鄙夷。但是，他們相信自己的行為，至少在象徵意義上是為他們的群體伸張正義。
平克說，如果我們從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設想，應該較容易理解。「一些右派的人們，確實對參加黑人平權（Black Lives Matter）示威遊行的人們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們人群聚集。他們大吼大叫。他們呼口號。其中很多人沒戴口罩。」
「如果我們想像這些示威者的回答，或許可以多一些理解。就算我們自己有效忠的對象，認定哪些訴求有正當性，哪些比較沒有正當性，但你要問的是他們的心理，問問這些人在想什麼。那些不戴口罩上街頭、喊口罩的人在想什麼？還有，一些說這樣沒問題的公衛專家在想什麼？」
所謂科學，無時不刻和政治與宗教發生衝撞。在美國的口罩爭議裡，許多反對戴口罩的人訴諸於上帝、訴諸於人權，事實上美國文化裡，關於氣候變遷、疫苗、基改食物等議題，也常見信仰與科學的爭議。
耶魯大學教授卡韓（Dan Kahan）指出，人們渴望隸屬於某個團體的需求（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往往凌駕於科學事實之上。他說：「人們難以接受的是，他們認定是高尚的行為卻是對社會有害，也難接受他們認為低下的行為是對社會有益。因為接受這樣的說法，會讓他與他們同儕之間產生摩擦，他們在情感上自然會強烈抗拒。」
平克同意卡韓的看法，不過他強調，要做出正確的事，對每個人都不是易事。以武漢肺炎病毒為例，怎樣才算鐵錚錚的事實？我們其實很難確定知道，到底間接接觸的感染機率高不高、1.5公尺的社交距離是否足夠、甚至口罩是否能有效阻隔病毒。
他說：「從科學家的觀點來看，訊息的變化並不意外。因為無知是我們的自然狀態。我們只能從數據中學習，隨著數據不斷湧入，我們的知識和最佳做法也會改變。」
「不過，由於人們把專家當成了諭示者（oracles），而不是實驗者、或嘗試錯誤的探索者，因此他們認定專家應該一開始就知道最好的策略，要不然他們就是不適任，應該被撤換。」平克說，科學正好相反，其實所有人都是一無所知，「你必須去學習。」
心理學家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在五零年代創造了「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個科學術語。他說，當我們的信念和事實出現不一致時，為了讓自己的理念和行動沒有衝突，我們自然而然會設計出一套合理化的說詞來支持自己的行動。
平克仍為，在如今的疫情年代，認知失調的情況可能更上層樓。他說「這不只是人們像邏輯學家一樣，對於衝突矛盾感到困擾」。「他們困擾的是，一些事實似乎挑戰了他們『有能力、具自主性、有道德感』的自我形象 . . .當某些信念與「我在掌控中、我是好人、我有能力」的信念無法相容時，就是過度想要合理化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而起這種合理化，幾乎必然是導致人們從樂觀美好的、個人主義的角度看事情。平克拿不繫安全帶的駕駛來比喻不戴口罩的人們。
他說：「有很多人不綁安全帶。這是愚蠢的事，因為車禍的後果可能很慘重。但是人們多半認定自己不會死於車禍，這想法並沒有錯，因為個別的風險低。但總體來看，這卻是愚蠢的決定。而冠狀病毒和車禍的情況又不一樣，感染病毒還可能危害到其他人。」
人們是否能改變？平克認為這是有可能的。他舉的例子是費斯汀格在1950年為了研究認知失調理論而滲透加入的末日教派。當先知預言的世界末日到來，地球卻沒有毀滅，這些信徒會怎麼做？當然還有死硬派留下來等待下一個末日，但也有人因此離開。當人們看法與事實出現重大的衝突，或許我們心中的「部落」終究會瓦解或分裂。
參考資料：Nautilus, N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