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電影導演不喜歡拍廣告，便是因為無法暢所欲言。我好奇追問他，他臉書上積極關心台灣社會、對議題表態，如果被廣告主要求不能談政治，不會難受嗎？「我也接受啊，我了解那也是廣告（機制）的一部分。」他淡淡答道。
「人跟人之間該怎麼互動？城市該是什麼樣貌？人們該對什麼東西憧憬？對什麼厭惡？是你對這個社會的觀察，是一個導演的『基本的內在』。」羅景壬認為，他展現的價值觀，也是他的市場價值。
借助廣告這樣的商業行為發聲，夠聰明的人才能一直站在戰場上。熟識羅景壬的廣告人向我解釋：「我們看得懂的人就轉貼，不需要多說，（身為作者）也不願意把事情拿出來講，因為創作時，隱喻本身就是隱喻，不是用來銷售或渲染。」對於我接收到的保守回答，對方倒不意外：「他經歷過多少論戰挫折，必須用才華跟能力去鎮壓很多反對他的人，有時他也吞下來，才能繼續推動他想做的事情。」
約自2012年後，羅景壬的廣告作品被認為藏有更多政治意圖。有人猜測跟當時蔡英文競選總統失利有關，而很大一部分，可能也和他成為父親有關。他發現自己在「善後」，「你會花更多心力在想小朋友，在想你要留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給小孩？那刻開始，就覺得自己老了。」
終究，政治是啟蒙羅景壬創作的重要因素。他在戒嚴時期長大，小時候都和父親一起參加元旦升旗典禮，自認「很愛國」。青春期，他遇上台灣民主的街頭狂飆，看黨外雜誌，父親便替他解釋，「我問到哪，他就答到哪。」那時羅景壬知道的台灣史已比同學多，他放學路過當年228事件要塞司令彭孟輯住處時，就會聯想到「殺人犯」這名詞。
忐忑又沸騰的日子裡，他也迷上帶著相機上街，拍攝遊行隊伍裡的各種面孔。有回他走在鄭南榕出殯隊伍中，還因為個頭太大，得在胸前貼個「學生」，才不會被人起疑是警察在蒐證。
聲援六四 立民主牌位
他也特別記得1989年。那時他高二，和話劇社同學們為了聲援中國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外蓋了一個活動式靈堂，「牌位上就寫『民主』，我們想說，到了晚上就把它搬進『廟』（指中正紀念堂）裡面，送給那個獨裁者（指蔣介石）。」大膽激進的行動藝術，最終以失敗收場，因為靈堂被路過的聲援者們擺滿了祭拜的飲料食物，太重了，幾個大男生怎麼也搬不動，「其實也是救了我們，我們或許也沒膽量，那時候野百合學運都還沒發生，要是送進去，我們是可以被抓走的。」他哈哈大笑說。
截稿前幾天，羅景壬終於抽空傳了幾張照片給我，其中包含了他高二參加聲援活動的舊照片（生澀的他戴著一副厚重的方框眼鏡，不像會搞事的樣子），還有好幾張工作時的側拍照。看他一下出現在沙灘上，一下在大雨裡，有時在小螢幕裡與演員談話，有時又坐在外景車上頭，我才忽然感覺到，身為一名廣告導演，他其實非常樂在其中。
即使從業20年，他仍享受著廣告的短促刺激和新鮮感。他曾在3天內拍完12支廣告，最忙的時期，他一天開7個會，跟不同品牌客戶及廣告代理商提腳本、開會、交初剪；最近，他則剛完成黑松沙士的年度廣告，成功說服客戶不再直述「我的未來不是夢」，而是拍了一支年輕人們努力追求，卻仍憋屈難伸，沒有成功畫面的廣告。
對他來說，成功畫面也早已不大重要了。就像重得搬不動的靈堂、沒有如期成為的電影導演，那些陰錯陽差，總是特別美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