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口比例而言，女性犯罪佔總體犯罪不到2成，男性犯罪人數約莫是女性的4倍。也因為女性原本就不易涉入犯罪，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指出，因此導致女性陷入毒品案件的前置因子就更顯重要。而這前置因子，與「性別」有著極大的關聯性，其中又能分成生理和文化兩大因素。
首先在生理結構上，女性的賀爾蒙（雌激素）分泌，讓她們比起男性，對外界刺激更加敏感；雌激素的驟降，也讓女性在經期、生產與更年期間情緒受到牽動，容易感到抑鬱、低落。一生可能會遇上產後憂鬱、更年期憂鬱，以及無數的經期，性別統計上，女性罹患憂鬱症的人數也是男性的2倍。
原生家庭缺愛 內心長成了黑洞
生理上的特殊性，讓女性比男性易感，若疊加上外在環境因素，女性在環境中感受到的挫敗，更容易使她們內心受傷。許多第一線接觸女性受刑人的工作者都觀察到，因毒品議題而犯罪的女性，多半來自單親、年幼時家長入監服刑，或是家中兄弟姐妹各有不同的父親；部分則是家庭管教嚴厲，父母溺愛。
家庭的形式並非子女陷入成癮問題的必然因素，而是這樣的家庭型態裡，有較高機率子女年幼時缺乏關愛，疏忽照顧，「或是『矛盾溝通』的家庭。」桃園療養院臨床心理師林楊林舉例，所謂「矛盾溝通」，像是父母會厲聲要孩子「不要再過來，再過來我要生氣」，語句上要求對方遠離，實際上是希望對方靠近，「這種情況下孩子會無所適從，他不知道你到底要他過去還是離開，久了會使孩子經常處於緊張狀態。」
這些相處樣態，皆可能影響了孩子的發展。沒能得到足夠的愛，或經常性地被忽略，讓她們身上總帶著原生家庭的傷痕。協助受刑人家庭的紅心字會主任李怡穎也觀察到，在紅心字會服務的個案中，多數因毒品案件入監服刑的女性，都曾在功能相對脆弱的原生家庭裡遭遇情感創傷，這些創傷有時來自忽略照顧，有時則是負面責罵，「像我有個吸毒入獄的個案，她的媽媽單親養大3個孩子，小時候媽媽常跟她說：『你是多出來的』，讓她心裡很受傷。與母親的衝突成為她藥物成癮的主因。」
曾在少輔院與看守所進行戒癮輔導的諮商師李慧芳以自己接觸的個案為例，「我輔導過的案例，有很大比例來自單親家庭，或親職小孩——長女，或是在還需要關愛的幼時階段，就得擔負起照顧弟妹責任的孩子。她們自己都還沒被愛夠，就得開始付出。」
未成年便在八大行業工作的曉琪，同樣來自單親家庭。從小她和父親一起生活，曉琪的父親從事勞力工作，童年時她總是獨自一人留守家中。談起小時的回憶，她只記得日子裡滿是孤單。年紀稍大時，父親再娶，繼母生了弟弟後，全家重心都在弟弟身上，有時一家人出門，她總覺得自己是個外人，孤單感更濃烈。
國小五年級時，曉琪和繼母的衝突越發激烈，最後蹺家逃學，寄居在朋友處。獨自在外生活，開銷都得自己想法子，沒多久曉琪便進入八大行業，在工作場合裡開始接觸毒品。直到她因吸毒被捕，進了少輔院，才短暫中止在外漂流的生活。
家庭功能之外，專門協助女性戒癮的桃園療養院成癮治療科醫師魏廉中也觀察到，直至今日華人社會裡仍隱隱作祟的重男輕女觀念，導致女性在家中分配到的資源與機會相對少，這種差別對待，也是女性內心出現傷痕的遠因。
在台中進行藥癮者家庭支持的露德協會專案社工張雅玲在她服務的個案身上也明顯的感受到性別的不平與差異，「像我有個個案因為吸毒、販毒入監服刑，而她會販毒是因為母親要她賣藥來賺錢養家。」
警察上門搜索那天，在家中找到毒品吸食器，「明明那是她哥哥在用的吸食器，但母親卻要她幫哥哥擔下（罪名）來。」
「但你會發現，雖然家庭這樣對她，可她同時又很願意付出。因為她很想得到母親的認同，希望母親能好好看她一眼，肯定她是個好女兒。」張雅玲無奈地笑了笑。
多年來在桃園女監擔任教誨志工的陳綺賢遇過無數因家庭而傷心的女人，她記得曾經輔導過的一個女孩，17歲就因為家庭經濟不良，到酒店工作養家，因為毒品反覆進出矯正機構，反倒是家中兄長，多年不曾承擔家計。
最後一次出監，女孩不再回酒店，找了份勞力活。但光是要貸款買車，就因為犯罪記錄而無法借貸，陳綺賢說，家裡跟她的關係就是，「你給錢時才把你當家人，你沒錢時把你當外人。」幾度工作不順，又感覺不到親情，再次聽到她的消息時，人已自殺走了。
期待在關係裡得到滿足與肯定，成了她們擺脫不去的渴望。「在很多個案身上，都能發現他們都很缺愛，非常想要擁有一段關係。」林楊林舉例，進行戒癮課程時，能明顯看出男性與女性的差異，「男性談的多是對家人、子女的愧疚；而女性則是不斷圍繞關係問題——分享彼此碰到恐怖情人、或是擔心會不會被離婚，在談話裡，你可以感覺到關係對她們來說很重要。」
對關係的渴望在內心長成了黑洞，「有時做戒癮治療，到最後都是在處理情緒、創傷的問題。」李俊宏語帶感慨地說。這內心的黑洞，也成為女性易陷入藥癮風險的第一層不利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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