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是一連串的禍不單行，每一道風險，都增加女性陷入藥癮問題的機率。從事少年觀護工作二十多年的桃園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最能體會這種奮力往上卻不可得的無奈，「加上她們承擔意外的能力比較低，只要遇到一點風吹草動，很容易迅速墜落。」
她曾遇過1位女孩，母親在八大行業工作，有過幾任男友和婚姻，女孩的兄弟手足全來自不同的父親。女孩從小由阿嬤扶養，阿嬤過世後，則由阿嬤的同居人接手照料，兩個孤單的人相互作伴。女孩國中時就離開校園，在外頭認識了一些朋友，跟著朋友開始用藥，心情不好時習慣自殘、飲酒過量。
安全網脆弱 靠己新生成奢望
「女孩長得很漂亮，幾任男友都會供應她毒品。」幾次進出法院，交由王以凡保護管束。王以凡問她未來想一直這樣過下去嗎？女孩搖搖頭。幾年後女孩開始當店員賺錢，兼做網拍，「她很喜歡賺錢，也很努力賺錢。」王以凡笑了笑說道。女孩和王以凡維持斷斷續續的聯繫，慢慢長大，到了二十多歲的年紀。
一日女孩上班滑手機，被老闆發覺，女孩隨即遭到開除，之後王以凡陪著女孩向雇主追討資遣費。再過一陣，她接到女孩訊息，女孩心裡鬱悶，「這樣的孩子，你可以理解生活有多少事，能搞的她情緒低落。那天她在租屋處燒炭自殺，後來被救了，緊急送醫。可炭火沒熄，房子被燒掉，房東要跟她求償百萬。」王以凡嘆了口氣，生命不外乎是機會和命運，但這些女孩，卻怎麼抽都只能拿到鬼牌。
那已是女孩脫離保護管束的年紀，法規上王以凡再難有強制介入的空間，她知道女孩能有的選擇不多，重新走回頭路的機率也不低，但她只能等待女孩再次和自己聯繫，聊聊生活裡的蒼白和荒涼，短暫的陪伴女孩的生命。
無數過往的女孩臉孔，王以凡感覺有時她就是這些如落水般的孩子身邊唯一可以拉住的絲線。「這些孩子，你可以看到她們的原生家庭狀況大抵都不好，家人用藥、雙親入監⋯⋯，情感與物質的貧乏，幾乎沒有親族的支持系統。她們還未成年時，至少有兒少保制度撐著，一旦成年，那就是孤身一人面對這世界了。」
身後無人，眼前也無路，一個意外就可以擊垮生活，但現行的制度，卻僅有一張脆弱的安全網，接不住她們。
這幾年搭配法務部「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進入監所協助女性受刑人的露德協會社工張雅玲，對於現行的更生復歸同樣有許多無奈，「你要他們脫離原本的日子，卻又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她們脫離，她們真的只能留在原本的環境中。」
她記得自己7、8年前剛入行時，曾接手一個個案：出監的單親媽媽在酒店工作，有天施打毒品被孩子撞見，孩子告訴了社工，最後社工帶著警察上門，強行帶走孩子進行安置，「那時我跟她說她得先安頓好自己的生活，等3個月後社工評估，或許小孩就能回來身邊了。」張雅玲還記得，這名個案非常疼愛孩子，孩子是她更生復歸路上的重要支柱。
只是3個月後社工評鑑仍不允許孩子回到個案身邊，「因為她在八大行業工作，社工會覺得環境對孩子不好。後來她就自殺了。」張雅玲說道。
這故事是一荒謬的套套邏輯，捆綁著每個掙扎的女性。協助受刑人家庭的紅心字會主任李怡穎舉例，雖然近年監所提供職業訓練，包括鼓勵女性報考居家照服員執照，但不少機構聘僱時仍要求「良民證」，讓曾有犯罪紀錄的女性第一關便碰了壁，難以靠職訓技能尋找工作。
「像我之前協助一個個案，她很努力的上課，也拿到居服員執照，老師都覺得她表現很好，結果去找，工作卡在『良民證』問題，一直被拒。怎麼努力都徒勞，她最後又回去吸毒了。」李怡穎苦笑。也有個案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但每個月假釋報到與工作日衝突，假釋官又不給換時間，老闆也不願給請假，讓李怡穎好氣又好笑，直言「這假釋制度真的有想助人復歸嗎？」
求職不如預料中順利，法務部的更生人就業調查就顯示，女性更生人僅不到7成順利就業，相較之下，男性則超過8成有工作。張雅玲瞪大了眼說：「萬一個案本身還有小孩、有卡債，她又只能找一些臨時工或勞力工作。突然被派工時，沒錢找保母，也沒有親人幫忙，那就只能請朋友幫忙照顧孩子，可身邊朋友，大多只剩毒友，她該怎麼辦？」
收入還不穩固，但日常卻處處都是支出。例如2006年試辦至今的美沙酮替代療法，「第一次療程就要付3千塊——掛號費跟美沙酮費用，喝1個星期。後面複診才只要付幾百塊掛號費。」對一個沒有支持系統的女性而言，要同時維持生活又戒癮，著實有一定的難度，「而且醫院還不接受欠費喔。」張雅玲邊說邊搖了搖頭。
社會給予的機會稀缺，更生復歸的路上簡直寸步難行。「有時候酒店更像是某種社會安全網。」擔任酒店經紀5年的阿德語帶嘲諷地說，在酒店裡，只要痛下決心不跟客人攪和，認真賺錢、存錢，許多女性都能賺到足夠的薪資來支付房屋租金，甚至是保母費用。
只是這不見容於社會的行業，碰上體制的各種條規時，靠著八大行業維生的女性重複被貼上墮落的標籤，再次形成負向回饋，「制度不要她們過那樣的生活，又沒辦法協助她們過別種生活，就是這麼矛盾。」談起現況的兩難，1位第一線社工聳了聳肩，無奈地說。
相較新加坡，會由個案管理師為即將出監的受刑人提供個別出監計畫，並共同討論受刑人的更生藍圖 ；美國亞利桑那州設置專門負責女性受刑人問題的部門，並與民間團體合作，協助解決住所、醫療問題。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科醫師陳韋伶前年拜訪洛杉磯的社區戒癮模式，發現國外在戒癮治療上已做得更細緻，「例如像他們很多戒癮課程都安排在晚上，配合個案作息來進行，避免影響個案白天的工作。」
累犯逾五成 出監銜接未完備
反觀台灣，雖然矯正機構裡有出監準備，「但有時家屬連受刑人何時假釋出獄都不知道，家人毫無準備下，個案就突然出現在門口，讓大家措手不及。」李怡穎苦笑，台灣的出監銜接，恐怕還有不少改進空間。也因為出監的支持尚未完備，回歸社會不易，讓台灣受刑人中再犯者高達3成，累犯則超過5成。而終能擺脫螺旋式下墜的，其中「運氣」佔了多數。
阿桃最後一次進勒戒所，待了1年多。出來半年後就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派遣的工作沒了，她搬去和戒治所認識的好友同住，共同經營起手工藝品店。姐妹的情誼彌補了她內心的空洞，成為阿桃生命裡堅實且穩固的關係，「以前我賺錢，用錢去換我想要的（感情），現在我知道，找到自我以後，才能平等的共同生活。」她們還想著生意做大後，要把其他剛出來的姐妹接過去同住。
阿茹去年4月出獄，一出獄便碰上疫情高峰，剛剛找到的工作，老闆就以生意銳減為由開除她。「而且我家本來低收入戶的資格，也因為我回來，戶籍裡多了一個勞動人口，不符合低收標準，資格就被取消，補助、減免都沒了。」失業又少了補助，帳單卻仍是準時寄到。阿茹有時望著海岸，都想死，責怪自己出獄後反而讓家裡更難過日子。
北海岸的老家是50年以上的磚造平房，屋頂早已坍塌，每逢下雨屋內也跟著滴漏，外露的電線隨時可能泡水。社工幫阿茹媒合了慈善團體幫忙修繕，去年底老家不僅屋頂重整，室內隔間也重新改建，「我妹看到還說（老家）現在是豪宅了。」阿茹一臉欣喜。
只有低潮的日子裡，陌生人的善意扶了阿茹一把，「現在我只想好好工作，陪我的孩子。以前的朋友跟我聯絡我都拒絕，我真的沒有幾個8年可以再被關了。」早上10點，阿茹準備進房換裝去上工，剛剛睡醒的兒子步出房門，阿茹喚了聲「早安，寶貝。」兒子邊揉著眼邊跟她說早。這是阿茹重返日常的第1年，未來太遠，阿茹還不敢想太多，她害怕自己哪天還會再犯；她也想繼續這麼害怕著，讓自己不敢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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