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見刊時53歲，時任表演工作者，專訪報導〈我從男人變母親〉刊載於本刊第109期（2018年10月）
距離上次見到鍾玲，已近4年過去。一千多個日子以來，她逢年過節必傳長輩圖問候，無一例外，也不時無預警打電話過來，有點突兀地開場，「李記者嗎？我跟你說齁…」沒有暖場，沒有鋪墊，自顧自講起自己人生的新進度：誰要付10萬元買她的人生版權、哪個導演正準備把她的故事寫成劇本、哪個大明星有興趣飾演她，「這個週末你要不要來和我們開會？」我只好也有點突兀地和導演聯繫，理所當然被拒，所幸導演也理解，「她就是很熱情…」
過一陣子，她又打電話來確認進度，儼然把我當經紀人信任。我說，導演可能有自己的規劃，不好讓外人參與，她爽脆說：「好。」然後又回到長輩圖問候模式，沒有不耐，也不自覺受傷，海派作風不給人壓力，和我們第一次採訪沒有差別。
疫期斷炊 連家都沒了
26歲變性，36歲成為第一個成功領養小孩的變性人，鍾玲確實什麼大風大浪都見過了，我也以為她人生終於風平浪靜，殊不知再次聯繫，才知道狂風驟雨未曾停歇。去年，她56歲，身陷經濟危機，還上了新聞，「資深女星斷炊2個月，紓困申請2度受挫大逆轉」。
當然是因為疫情。「因為（工作的）店沒開了，秀場沒了，晚會沒了，遊覽車也沒了，休息站沒人啊。所以我都在吃老本。」身為邊緣的表演工作者，她的觀眾一向只是流水般經過的人，死忠歌迷、鐵粉都不存在。當疫情先是嚴鎖了國境，去年三級警戒進一步縮緊了社交限制，她只能向銀行借貸度日，「借了10萬元。」今年4月，朋友開了新的卡拉OK店，給她工作，「現在（才）能每個月還（銀行）一點錢。」
這些事，她從來沒和我說過，照例是中秋快樂、恭喜發財、五月五慶端午。在台中工作20幾年，她今日如此，一向如此，也不往嘉義的老家報告壞消息，我連她「現在已經沒有家了」都不知道。
從長子變長女，鍾玲還有一個妹妹和中度智能障礙的弟弟。前年，弟弟從家裡帶著5、60萬元離開，失蹤了，「他會接電話，但很少。」去年，鍾玲忽然夢見已過世的爸爸拿棍子在修理弟弟，「打給我媽媽，結果她說：『小強（弟弟）回來了啊，在房間跟我聊天。妳要跟他講話嗎？』」
鍾玲說不用，沒想到那是2人最後通話的機會。不久後，鍾玲接到通知，「說弟弟氣色不好，大文（鍾玲的兒子）帶他去醫院。」她從台中趕回嘉義，和醫生一起為弟弟拔管。「他10月2日過世的，出殯後兩天，媽媽也住進加護病房。10月27日過世。」母逝後，鍾玲把嘉義的房子留給妹妹一家，不再回去，「今年除夕，我就在台中一個人，到姐妹家圍爐。」這裡的姐妹，指的是卡拉OK店的老闆娘。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她請我省略細節，只說：「親人也就如此而已。心很痛啦，（可是）我都接受了。」
艱難人生 想拍成電影
鍾玲曾經很完整地和我們回顧她艱難的人生，被霸凌、被警察要求脫光衣服檢查身體、赴泰變性術後「度日如年」的劇痛、收養孩子被過度關注一度服藥想了結生命…從來沒有哭過。但這次採訪卻哽咽了。母親在弟弟失蹤期間曾一度病危，她到白沙屯求媽祖續命，事成了，媽媽知情後想去還願，「但我一直沒帶她去。」她認為媽媽是自責沒照顧好弟弟而病情加重，媽媽臨走前，她跪在病床前跟媽媽說：「妳不要走，妳走了我跟妹妹怎麼辦？」她說媽媽走後，「好像沒有了依靠。」
小學開始打工，國中離家賺錢，我問她會不會覺得自己和家庭一直都很薄緣？她否認，「變性，家人都接受啊。他們覺得兒子換女兒，沒差。」但她承認收養兒子一方面也是為了爸媽想抱孫。
孩子滿20歲，如今她每天期待的，是輔導金沒過的電影能順利拍成，「我現在接受採訪，是希望有人、有企業家，可以欣賞、贊助我的故事。因為拍成了，就是我人生的一個…」她辭窮，我以為她要說的是成就，結果她用的詞是「賣點」。
一輩子奔波為家、為生存的人，沒想過人生要有什麼高大上的結論，她只希望這些經歷能換來一些錢，像她每日從晚上8點工作到凌晨3點，靠小費過活，好的時候可以有幾千元，賣酒也有收入，「一瓶可以抽一千。」那不就是電視劇《華燈初上》的小姐人生嗎？但她的工作場所非高級日式酒店，所謂華燈，只是一顆disco ball（迪斯可球，又稱鏡球）。
燈亮了，我們問她，可以再為我們高歌一曲嗎？她換上華服，接過麥克風，唱了一首鄧麗君的〈浪花節だよ人生は〉（如浪人生）。那是她倒背如流的歌了，唱得那樣滄桑又淡然。
靈魂錯置的男身，不被接受的女身，沒有家的人，她用一首歌，把世事看盡。歌詞最後一句，簡直像她自己人生的註解，「女人的，女人的一生啊，就是一首浪花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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