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歲移居日本千葉,名字也從荊濤改成矢板明夫,全家都不會說日文,必須上日本語言學校。父親從穿西裝的政協委員,變為鋼鐵工廠的藍領工人,而他則是在日本高校裡,成了語言不通的孤獨少年,上課時往往要聽上十分鐘,才知道在上什麼科目。「滿自卑的,因為在中國,你是一般人,你可以有朋友,也說不定有女孩子喜歡你,你喜歡女孩子也可以去表白,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外面玩。那時得先把日語學好,努力就能看到努力的成果。」
他高中就立志成為政治人物,問他父親是否給予了某種教育與期許?他說一點兒也沒有,父母對這些完全沒有概念,他考上慶應大學,父母也只覺得學費昂貴。「我說這間大學很好呀,這些都是自己來決定。我父母為了家裡,做事很守本分,特別是從上面(的階層)掉下來,也能夠任勞任怨,這一點我覺得很了不起。」父親經歷文革、改革開放,人生大起大落,對中國政治上的抹殺總是擔憂,回到日本,即便身分地位不如在中國,生活上反而安心。
深入文學 找國族認同
他少年時期總是有國族認同的混亂,不知道自己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他與同為日本在華遺孤的政治評論家石平合著《曾經以為中國最幸福》,2人對談,談自己在日本見識民主制度,知道在中國讚頌領導人給予人民幸福生活是一則謊言,覺得日本政治家了不起,有心從政,而既然想從政,就得解決自己的認同混亂。
他大學就讀文學系,「必須了解日本人的心情、文化、思想的底蘊,這些東西其實都在文學裡面,若不懂,就只能在外邊一知半解,比如中國的儒家思想,什麼是仁?什麼是慎獨?這些概念外國人很難理解。很多東西都存在文學裡面,什麼是武士道?什麼是wabi-sabi(侘寂)?你到文學裡邊去,特別是古文、詩歌,這些東西你不學,生活是探求不到的。」畢業後考入松下政經塾,更是透過看運動比賽,背下所有日本選手的名字,增加親近感,並研究日本的國家問題,才完全解決認同混亂。這讓石平對談時忍不住感嘆:「實在是相當艱鉅的精神鍛鍊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