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任美容師的黃女在2020年5月，向王男租賃位於高雄市某區的的房子，經營美容工作室，2021年1月某日，黃女因故在租屋處輕生，導致王男名下房產被登記為凶宅，房價大幅跌損。
王姓房東主張，黃母是連帶保證人以及死者的遺產繼承人，必須代女兒償付損害賠償金200萬；但一審黃母堅稱，她並非連帶保證人，且女兒輕生也不是故意要造成房價跌損，因此拒絕賠償。
案經高雄地院、高雄高分院合議庭審理，法官調查發現，黃母並未在租賃契約簽名，且輕生案發生後，王男隔月就以同樣價格順利將凶宅租出去；判決書指出，黃女曾四度到身心科就診，她輕生前不可能預見會變成凶宅而減損房價，因此一、二審黃母都勝訴。
王姓房東上訴最高法院，獲得翻轉契機。最高法院法官認為，死者是成年人，正常情形應具備識別能力，而她罹患的憂鬱症，是否會影響其識別能力？選擇輕生前，是否考慮到輕生行為會影響房價？還是明知會損害房東財產價值仍執意尋死？這些疑點原審均未調查釐清，因此撤銷原判決，發回高雄高分院重審。
更一審判決出現大逆轉，法官認為，既然黃女是成年人，應該知道在屋內輕聲會造成房屋價格減損，且黃母並未拋棄繼承，因此必須在繼承範圍內，賠償王男159萬元，全案仍可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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