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震華指出，當前「全民反詐」已成社會共識，檢方背負巨大壓力，執法力度也隨之增強。然而，高強度的掃蕩式偵查，雖能展現打擊犯罪的決心，卻也可能在過程中誤傷無辜。他擔憂，律師一旦涉入詐騙案件，不論最終是否起訴或判決有罪，在偵查階段僅因媒體的密集報導，就可能導致「社會性死亡」的懲罰，專業聲譽毀於一旦。
「這種寒蟬效應的直接後果」，李震華強調：「就是律師們將對承接詐騙被告案件的辯護工作望而卻步。但我們必須記得，即使是外界眼中的惡魔，也擁有受辯護的權利。辯護權與訴訟程序正義，是法治國原則約束司法體系賴以維持公平的基石，若此環節崩解，司法公正將蕩然無存。」
回到本案核心爭議，李震華進一步從法律層面分析，律師的「告知義務」與「保密義務」的分界應如何界定？他解釋，依據法律，被告的父母、子女及配偶等親屬本就有權為被告選任律師，自然也有立場與權利了解被告所涉案情。律師向這些家屬轉達案情，除非明確知悉家屬亦為共犯，否則應屬合法範疇。至於家屬知悉案情後將採取何種行動，乃其在自由社會中的個人選擇。
李震華補充說明：「我們可以這樣理解，辯護人就等同是被告，被告知道的，律師都可以知道；被告可以告訴其他人的，律師也可以告訴其他人。問題的關鍵在於『禁見』，其目的在於禁止被告與律師以外的其他人接觸。但我們認為，即便在禁見情況下，有權代為聘請律師的家屬，仍然擁有知的權利！尤其，律師有調查事實真相的義務，有時也須要家屬的配合提供，所以告知家屬案情不能等同認為洩密，方符法理。」
那麼，律師能否告知家屬以外的「其他人」？李震華認為：「原則上不行。但若檢方要以洩密罪相繩，就必須負起舉證責任，證明律師知道要處分的物品是贓物或被告知人可能是共犯，如此律師告知他人的行為，才會對本案產生了『具體的損害之虞』，其刑事違法性才得以成立。」
李震華更直言，此案也透過「偵查不公開」原則凸顯了在司法實務操作上，檢察官與辯護律師之間存在的不對等地位。他質疑：「為何檢方常以『涉及重大社會矚目案件』為由，主動公開或私下向媒體說明案情，但律師只為平衡資訊、保障當事人權益而發聲，卻可能被冠上洩密的罪名？」
李震華主張，在司法天平上，檢辯雙方的地位及標準應立於同等高度。檢方可以公開的資訊，律師也應有權說明；反之，若律師基於律師法授權的法律判斷認為可公開，即便檢方不同意，也不應動輒以洩密罪偵辦，否則只會加劇檢辯雙方在司法訴訟地位上的不對等。
李震華認為，判斷律師是否構成銷贓或洩密共犯，關鍵應在於其「主觀認知」之程度。若仙塔律師對於車輛為不法所得購買一事並不知情、或難以查證，亦不知悉接收訊息的陳某為共犯，那麼單純轉達被告「想賣掉名下車輛」的訊息，不應直接與銷贓或洗錢劃上等號。反之，律師同道亦審慎面對被告要求轉告家屬以外第三人的原因事由，以免成為 洩密銷贓的共犯。
李震華呼籲，檢方在戮力打擊詐騙犯罪的同時，更應審慎行使權力，堅守無罪推定原則，避免因輿論壓力而傷及無辜，並正視檢辯雙方在司法程序中的權力平衡問題。唯有如此，才能在維護社會安定的同時，守護住台灣得來不易的法治與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