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時候，真實現場已不若想像中戰場總令人血脈賁張，倒有種生活不過如此的平淡與緩慢。我和鎮民們笑談封閉路段上的雞、鴨、牛、羊、驢子、小狗很可憐，難以移動，受困於滿山白煙黑煙裡……他們則笑我計畫明日、下週、下個月的習慣，「誰都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子、自己會在哪裡」，沒有意義，喪禮與婚禮同樣難以預測。
每週末的現場
覆以橡皮的鋼製子彈看似比真子彈危險性低，然而若射程夠近、瞄準目標夠脆弱，還是能兇猛穿刺人體，甚至導致死亡。以色列國防軍規定40公尺以上可發射橡膠子彈，但只能射擊腿部、不能朝兒童、也不能從移動的車輛中射擊。然而實際傷亡案例顯示，巴勒斯坦人在橡膠子彈下承受的待遇，早遠遠超越了這些範圍。
橡皮榴彈雖有柔軟的一面，然而撞擊彈跳後、硬質的另一端同樣能傷人；如同催淚瓦斯罐除了氣體的威力，罐身同樣具有砸中頭部、腰部等人體脆弱部位的殺傷力。Kafr Qaddum許多鎮民已懂得將以軍射來的催淚瓦斯罐撿起來拋擲、或直接一腳踢回以軍那一方；然而他們表示，罐身載有的動力，縱使一個常踢足球的人也不好控制。
至於彈弓及投石器（sling）──舊石器時代就存在的冷兵器，是幼稚園的小朋友看著大哥哥們每週使用、就躍躍欲試的遠程武器。他們把一條附有皮套的繩子繫在手上，撿一塊石頭夾入，用手臂使勁拋甩、達到離心力後瞬間鬆開一端，讓石頭甩向坦克、持槍的軍人。
斷垣殘壁是他們石頭的來源。有時候，IDF提早埋伏在這些建築物後方、或某個凹陷的地洞裡，趁示威群眾靠近時傾巢而出、一舉逮捕。觀察入微的Murad時常識破這些攻勢，「後退一點，那兒有隻鳥突然飛離地面。」（我只看見一團白煙）、「狗有一陣子沒叫了」（把注意力放在子彈的我已忽略其他聲音）、「你看那叢樹不太對勁」（是嗎？）
那是14年的經驗。Murad教導我留意安危的方法、一面以擴音器提醒鎮民小心。他的夥伴舉起一面巴勒斯坦旗、與他肩並肩站在第一線；他的小兒子則和爸爸一樣蒙面上街、穿著汽車總動員的可愛T恤，繞來繞去地找小石頭、練習發射投石器。
每當埋伏幾小時的以軍終於忍不住現身、鑽出建築物、朝鎮民衝來時，大家一面後退，倒是一面士氣大振，笑得合不攏嘴。原來，鎮民開心彼此的團結，終究讓IDF功虧一簣。「收工收工！」Murad會見機結束一場抗爭。他說，就算以軍還想「繼續玩」，守住抗爭開始與結束的主導權相當重要。
一週兩場示威，地上散落的催淚瓦斯罐已數不清。示威結束後，有些居民拿著塑膠袋，把罐子撿回家，可當花盆或裝飾品，布置一下屋舍。Murad的兒子會教我嘗試拋擲投石器，我們朝山谷甩呀甩地，倒是以色列運動份子A與S在一旁勸我停止、以免被拍下「使用武器」的照片，因而入獄、或出境後再也回不來。
Kafr Qaddum是我一個季節前，進入巴勒斯坦的第一個景象，難免對她抱有特殊情感，但也能想像許多人的漸漸無感。我從一季節前小心翼翼地包好口鼻、戴好蛙鏡、扣好防彈背心，至今只穿著一身便服、掛一條備用圍巾；從明哲保身地走在隊伍後方，到總是走向第一線。在他們眼裡，我似乎也沾染了一點不計後果的習性。
於是我漸漸可以理解D的選擇，縱然在她逾期居留3年之後，我們才相遇。我也漸漸能理解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司空見慣、乃至於興味索然，不再主動與他們提起每個週末、這個（在我眼裡）孤單抗爭的地方。
D前幾天搭計程車時，遇上喬扮成司機的摩薩德（Mossad，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探員，至今行蹤不明。Murad與大一點的兒子，雙雙被橡膠子彈射中，縱然沒有性命大礙。
我穿梭於不同的地理空間與人群，有時歌舞昇平、有時煙硝四起、有時一片寂靜，像反覆切換著不同的夢境，愈來愈難整理自己。或許，寫下我們的相遇與短暫的相聚，是我當刻唯一能做的事。
回到舒適
週末的交通非常不便，因此每次從抗爭結束，沒法和其他紀錄者廝混太久，就得趁天黑前盡快攔車回到住處。假若與當地人住在一起，我們總是一起下廚，一邊天南地北地閒聊著。
我用力搓洗手掌、腳踝、臉上沾染燃燒輪胎黑煙的污漬。梳洗乾淨後，沏上一壺帶有香料味的阿拉伯咖啡、或熱茶。浸入將近10茶匙濃濃的糖，在攪拌的過程裡沉澱當天所見一切，嚐著一口口有糖粒、起司香的Kunafa（那不勒斯人引以為傲的在地甜點），如夢一場。
晚餐裡，總是各種笑聲不斷。巴勒斯坦人很喜歡笑容，臉上常掛著，拍照時更是燦爛大放。一旦話題朝嚴肅的氣氛而去，總會有人把話題帶開，「Don’t worry，Be happy」的精神很重要，有時甚至令人難以判斷一句話是玩笑或認真。同樣地，太嚴肅的話題，也難以連續進行幾小時的深度切入。
宗教因素，大部分穆斯林不喝酒，若喝，也是在家裡偷偷地喝。然而香菸、水煙，幾乎沒有男性不沉迷其中一種。「沒事做啊，我們太無聊了」，男男女女都說，大學除了政黨類團體外別無社團，一群人聚在一起，就算天天見面，漫無目的也能閒聊數個小時。
「誰還記得Kafr Qaddum？」曾有人這樣告訴我。數十年如一日的抗爭，若非鎮人，誰還繼續堅持？許多人對武裝抗爭失去信心，許多人則反倒認為一切不夠激烈、期待下一次大規模的起義。然而多數人不將它帶入日常對話，以免增添煩憂，於是我也學著加入各種輕飄飄、可愛的、美麗的話題。
我們會放起歌曲、關起房門、提高音響，再一起跳舞。他們會偷偷喝點小酒，啤酒、伏特加、蘭姆酒……甚至自己調酒。生活在某些時刻突然一切歡愉浪漫，有聽不完的輕柔舞曲、有講不完的玩笑話可以揮霍，有擁抱不完親吻不完的habibi、habibti（親愛的朋友）、有不計明天的明天……。
K在一角玩著時下流行的spinner，像出神了。那玩意怎麼轉都停不下來，他說，放在指尖有一種舒服的感覺。他閉上眼睛，把spinner放在自己額頭。我玩笑說，你要飛起來了。他幽幽地說：「嗯，我如果飛起來，我要去見我的菩薩（K幾天前在看youtube介紹台灣的影片時，看到彰化大佛，說自己好喜歡），我要問他：『為什麼，這裡的生活是這個樣子？……』」
一片沉寂。一個一個醉了、都曾入獄過的朋友，罕見地滿臉愁容，說：「這邊沒有人生……」「你看，這什麼房子，這什麼安檢站……這什麼佔領！」
「見棺不掉淚，離別無感覺」、「我們對婚禮喪禮婚禮喪禮頻繁交替的日子早已無感」、「說再見？沒有什麼了」──這不是永遠堆滿笑意的他們，曾經告訴我的嗎？
沉寂時刻突然暴露的心情，荒腔走板的一切，比荒謬劇還要現實，突然殘忍地令人鼻酸。眼前的一切，漸漸把自己掏空。
千里相逢，終須一別
知道我的家鄉後，當地人、外國人常與我問起臺灣。許多次，話題圍繞在：對於渴求台灣獨立的人來說，臺灣究竟有沒有比巴勒斯坦好命？
臺灣人有自己的護照、可自由穿梭、有相對自由的言論與新聞空間。前人奮鬥而來的成果加上一點幸運，讓今日的我們不必像巴勒斯坦人必須流血奮戰、爭取基本權益。
然而，巴勒斯坦擁有聯合國觀察員身分，已使台灣望塵莫及。當地人數十年來性命相搏、不惜與以色列衝突的故事，也使更多人看見這塊土地，起而投注心力。論國際能見度、同理與支持，臺灣自是不比巴勒斯坦。
反觀擁有舒適生活的臺灣，或許反而在溫水煮青蛙的過程裡，邁向另一個黑洞而不自知。缺乏危機意識、追求安穩、朝錢途靠攏的生存習性，或許正是最適合駕馭臺灣的武器；不需要巴勒斯坦般的流血衝突，輕輕鬆鬆就能讓臺灣人將自己的自由拱手交出去。──啊，這是許多外國人最後的結論，他們說話比較直接。
久居巴勒斯坦的斯洛伐克律師M，沾染了當地人總說漂亮話語、愛笑的模樣，直到某一次酒後，才沉重地告訴我，她對眼前的一切都不害怕，但最害怕是再也無法面對家鄉。「我害怕回去之後，我再也受不了自己國家的人、身邊的人、我的家人，看著他們每天為自己微小的安逸慾望奮鬥、計較著，那使我痛苦；我很希望他們體會我在這裡感受到的一切，但他們未曾住在這兒，絕對無法理解。」
這樣的心聲，是許多長居中東國家的人共有的心結。回到家鄉後，總是難以開口。
一季節後，我也暫時離開了這塊土地。3個月前不欲受政府盯梢而持的觀光簽證，再次提醒自己身分矛盾的事實。即使如此，我的護照依然硬是被貼上了一張危險等級貼紙，在1到6之間被列為5號危險等級，僅次於最危險的6號。
10年前，Joe Sacco在非虛構漫畫《巴勒斯坦》中，對自己身為記者、外來者、高傲者時時感到裡外不是人的自嘲依舊。我翻讀漫畫時，也意識到自己蹲點一季節後，現實與夢境開始糾葛不清。對於真實世界所見、所體驗的事件，也進入難以表述或不願表述的狀態。有些照片拍完，就封了好幾天沒有打開；好幾次落筆想寫些什麼，卻塗了幾句就停止，不再完成。
現實中太多消亡或離別，在我漸漸習以為常後，也同理了無力之下的奮力歡愉，出現理解與投入改變之間的斷裂。不得不承認，我沾染了身邊的人忘我而不計明日地活著的習性，偶然懷疑每一刻當下的意義。縱使依然覺得交流是重要的，卻好像有個機制，始終阻擋自己的情緒。
帶我踏上這塊土地的，或許是18年前的自己。那個對記者懷抱憧憬的孩子，牽著成年的我走向一處處風景。我感謝所有陪我度過這一段時光、令我開了視野了每一個人，自己能做的，或許僅僅是寫下這一篇筆記，讓故事繼續傳下去；在飛往另一片沙漠前，用力地回顧一遍：由一個路斷的小鎮延伸出的現場。
記憶中踏上巴勒斯坦第一天Kafr Qaddum震撼彈的爆裂聲，終究漸漸疊上載我飛向空中的飛機引擎聲。我的經過，終究只是鎮民14年歲月裡一個小小的過客腳印──在下一次之前。
（註：為保護受訪者安全，部分引述採用化名。）
作者：廖芸婕
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政大新聞系畢，前蘋果日報、報導者記者。跨國作品中，特關注自由、邊緣、理解、誤解、衝突、溝通、話語權角力，及對家園的想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