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伊朗政府逮捕包括製片卡塔詠夏哈比（Katayoon Shahabi）在內的5位電影工作者和一名記者，理由是他們提供給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波斯語頻道（BBC's Persian Service）播出的紀錄片是非法拍攝，內容涉及抹黑伊朗。消息傳出，世界影壇一片譁然。BBC否認指控，法國導演、編劇和製片協會（The French association of writers, directors and producers ，簡稱L'ARP），及鹿特丹影展（The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Rotterdam）等各電影節主辦單位，群起聲援。
對此卡塔詠表示，在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後，她與很多人上街頭，抗議選舉不公，也要求伊朗政府以自由和民主為目標、進行改革。「電影對人民影響很大，電影工作者會透過影片表達政治立場。身為伊朗紀錄片製片工會的成員，我無法坐視政府關閉戲院或影響工會運作，才會站上街頭，要求改善現況。」
她當時也拍了紀綠片，目的是呈現那段時間伊朗的政治環境，不料竟招來牢獄之災。「伊朗政府待我如重罪犯人，我被獨自監禁，但沒有承受什麼痛苦。」被關了54天後，卡塔詠才交保獲釋。出獄後，不少過去合作的導演避著她，她不得不把公司收掉，2012年才在法國另起爐灶，成立Noori Pictures。
卡塔詠的公司致力於發掘新導演、推廣伊朗片，多年來得獎不斷。包括《德黑蘭人間傳奇》（Tales）於2014年獲威尼斯影展最佳劇本大獎；隔年 《五月九日，星期三》（Wednesday, May 9）在威尼斯獲費比西國際影評人獎（The FIPRESCI Prize）、 《再婚風暴》（Nahid） 獲坎城影展「一種注目」單元最有潛力新導演獎 （Promising Future Prize）；今年則以《No Date, No Signature》獲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
她日前應北市電影委員會邀請、擔任「國際製片工作坊」講師，分享從事製片與電影國際銷售代理的心得。她認為，電影最重要的是原創，製片要有自己的品味、為影片的品質負責，並從高處監督，毋須事必躬親。她的下部電影，也確定在台灣拍攝。
「好的製片應該像空氣般存在，彷彿在場，但又不會給劇組人員帶來壓力。製片要站在高點上監督，為大家解決問題，但不需事必躬親。」另外，電影是團隊工作，因此製片在召募工作人員時，要尋找能一起創造很好結果的團隊成員，這些人不見得要頂尖。「頂尖高手未必能共事，應該要集合對電影有共識、有共同信仰的人。」
她說，好的製片應該要很懂電影、具有個人視野，兩者兼具後就構築了自己的世界，並邀請別人來參與你的世界。如果缺乏宏大的世界觀，拍出來的影片格局也會很小。「 我建議製片多看電影、多旅行，並深度研究電影。也就是說，你必須盡可能地挖掘每個拍片計畫，愈深愈好。多和其他人聊你的電影，聽取建議。」且不要因為這是你的片子，便開口閉口都是「我要怎樣怎樣」，而要說「我們一起做這、做那」。
製片還要充分授權，相信你選的團隊，給他們做事的空間和自由，同時不忘關照、看顧他們，了解他們的需求，「這是很難的工作。」
卡塔詠擁有法國文學博士學位，因緣際會成為製片人。她19歲時受僱伊朗法拉比電影基金會 （FCF） ，當年伊朗名導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的電影《何處是我朋友的家？》（ Where is the Friend's Home?）要赴盧卡諾影展（Festival del film Locarno），該片法文字幕即是由她翻譯。
從那時起，卡塔詠立志留在電影圈為伊朗電影盡力。她曾和伊朗名導穆森馬可馬巴夫（Mohsen Makhmalbaf）共事，後者作品有《流亡的獨裁者》（The President）等。也曾和以《分居風暴》（A Separation）、 《新居風暴》（The Salesman）2度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導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合作電影《 死期預告》（Beautiful City），並稱讚法哈蒂「很有才華，也很努力。」
卡塔詠的老公是導演、編劇，過去她曾擔任老公執導電影的製片，一度笑說為了保住婚姻不再合作。但這次老公正在籌備一部以台灣為背景的電影，以伊朗女孩來台灣打工為主題，已花2年鑽研，看了很多相關書籍，於是她破例再和老公合作。「因為我喜歡台灣。這是我第一次來台灣，但我知道台灣這個國家，看過台灣電影，Jennifer（台北市影委會總監饒紫娟）常和我提起台灣。所以我對台灣有一定的感情，感覺已經對台灣很熟了。」
